从目前来看，宗教文化的传播似乎是人类最原始、最广泛、最具效果的传播活动。基督教发源于西方，是西方文明的先锋文化核心之一。19世纪以来，基督教文化在亚洲地区得到显著的发展。中国、韩国两个国家地理位置毗邻，韩国文化与中国有着极其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渊源。但是，对比基督教文化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却取得了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督教在韩国迅猛发展，据统计，2005年，韩国新教教徒人数8,616,000人，2004年，在册韩籍传教士12000余名，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作为基督教传播核心因素的韩国基督教传教士，其非原生性的传播体验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传教士。韩国基督教传教士固有的、内化的文化核心是东方的，在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后，又向其他异文化群体传播基督教。基于此，本研究提出，这一传播过程是两度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假设。　　为研究这一跨文化传播现象，本文采用个案研究与理论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了韩国历史上著名基督教传教士李东辉为个案研究对象。李东辉不仅在韩国宗教界影响颇高，他还担任过韩国临时政府总理，一生先后参加了韩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于1995年被韩国政府追认为“复国元勋”。李东辉在思想方面先后受朝鲜封建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及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影响，是三方文化的集成者，其文化身份之多元，是典型的跨文化人。　　本文以跨文化传播学理论为依托，以跨文化传播学视角将这一历史人物的两度跨文化传播经历进行学理上的解析和重组。根据时间的具象维度和文化的抽象维度，将李东辉从本土文化转向信仰基督教和开始向本土民众乃至其他文化群体传播基督教分别划分为第一度跨文化传播和第二度跨文化传播。并依据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和角色理论中的相关理论，来阐释李东辉两度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身份瓦解和文化角色获得。最后，将两度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整体性过程，以Young Yun kim的跨文化适应理论分析了李东辉的两度跨文化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变化模式——“文化濡化”、“文化涵化”、“去文化化”、“文化同化”、“二次文化涵化”、“二次去文化化”，和“二次文化同化”。此外，本文以霍米·巴巴的“混杂性”身份理论做结，分析了李东辉在“第三空间”构建的自身独特的“混杂性”文化身份，是为两度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的文化身份特征，尝试为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提供某种建设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