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联合国首次提出了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其目的在于希望通过这一新的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式摆脱两极格局的羁绊,从而拓展联合国发挥解决世界安全问题的政治空间。尽管其并未如愿以偿,但却开启了预防性外交的发展历程。本文也正是从预防性外交的历史演变入手,按照时间顺序,根据不同的行为主体,对其整个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从而展现了预防性外交的演变历程。90年代,冷战的结束,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集体安全机制的失灵,使得预防性外交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成为解决安全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尽管预防性外交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其毕竟还只是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本文第二部分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笔者对预防性外交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对预防性外交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制约进行了分析。从理论层面来说,预防性外交的定义至今尚无定论,概念的混乱给预防性外交的实践带来了诸多的困惑,也缺乏统一的规范。作为其法律依据的《联合国宪章》在严谨性和灵活性方面也有所欠缺,其运行所假设的前提条件亦不完备,合法性也不断遭到质疑。此外,决策制度的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预防性外交的实践效果。这些都是预防性外交所必须面对的先天性缺陷。从实践环节来说,早期预警的困境、介入时机把握的难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预防性外交实践的作用,救助措施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使得其效果大打折扣,政府建立模式的单一性更是预防性外交所必须突破的瓶颈。至于外部环境的挑战,对于预防性外交来讲也是不得不面对的考验。这些也是预防性外交所必须解决的后天弊端。问题的存在,并不表示对预防性外交的否定,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经历不断的阵痛,才能最终实现质的飞跃。对预防性外交的前景进行展望,是本文最后一部分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鉴于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预防性外交的存在十分必要,并且其已初步具备了可行的条件,这就表明预防性外交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很有可能突破外交的范畴,但其却始终不会偏离外交的本质,必然会给国际安全机制增添新的活力,这也是本文所得出的重要结论。预防性外交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之一,应该充分利用其在解决安全问题上的优势,扬长避短,使之为我所用,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希望通过对预防性外交存在问题的分析以及前景的展望,深化我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对我国预防性外交活动的开展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