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涵的新发展理念也构成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然而,当前我国制造业仍具有粗放式发展的特征,这不仅与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不符,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对制造业的环境规制。日益严峻的环境规制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挤占了研发投入与投资,给制造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然而,“一个硬币具有正反面”,以波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识到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发挥倒逼作用,以“有形之手”推动企业调整生产结构,主动进行创新,能够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因此,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便成为本文重点研究的内容。环境规制是政府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在众多环境规制工具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已比较成熟,市场型环境规制逐步发展,公众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正在起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本文研究的规制手段。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新型发展（贺晓宇和沈坤荣,2018）,由依赖要素投入、不可持续的旧动能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新动能转变。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解释非劳动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但是,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反映生态质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因素,是在资源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硬约束下衡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标,因此本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衡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标。环境规制本身可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与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相对应,那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否有中间机制呢?本文试图揭开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用的“面纱”。本文首先提出一个特征事实,即基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本文奠定事实基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本文接下来从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出发,从理论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作用机制,并梳理出三条路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资源错配和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然后,本文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实证检验,并利用逐步回归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然后检验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作用,借鉴H-K资源错配模型构建省域资源错配指数,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资源错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接下来检验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作用,构建双层嵌套CES生产函数进行理论分析,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技能溢价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最后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利用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的面板数据,经过实证检验后,得出如下结论:（1）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波特假说”在中国得到了验证。（2）环境规制降低了省内劳动力错配系数,加大了资本错配系数,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应大于对资本的配置效应。（3）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产生“U”型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将技能溢价划分为两个区间,两区间均显示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当技能溢价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技能溢价水平较高时的促进作用。（4）环境规制既能够直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又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提高技能溢价与降低劳动力资源错配来提高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政府应创新环境规制工具,因地制宜,因城而治,根据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的放矢地实施,有效发挥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转型倒逼作用;企业要具有长远眼光,紧跟时代潮流与政策,引进高技能人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