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在日本宪法发布、国会开设,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爆发,是考察近代日本外交和国家制度的重要时期。活跃于这个时期的陆羯南,担任了《东京电报》和《日本》的主笔,提倡“国民主义”,被称为“三新闻记者”之一。从条约改正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他对于国际形势有着深刻的了解,并以新闻报纸为活动的舞台引导舆论。一直以来对于陆的研究侧重于他的国内政治论,对于其对外言论的分析是片面、缺乏连贯性的,并且对相关资料的考察有所欠缺。因此,本文不仅综合分析陆的全集,也结合考察个人书信等周边的相关资料,以期描述出陆的外交观的整体像。第一章结合时代背景考察了陆对于欧美以及亚洲的早期外交构想。他为了唤起民众对于欧化风潮以及条约改正中国民精神丧失问题的重视,提出了“国民主义”,批判当时的国际法仅仅是欧洲的“家法”。同时,他还对中朝的属国关系表示不满,期望东亚的秩序均衡。第二章分析了陆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对外言论。首先,他反对把对内政的批判转移到外交上,主张冷静地探讨国际局势,并非是极端的排外主义。对于出兵朝鲜,他也并非与对外硬派一样表示强烈的支持,而是像“对外政策并非只是杀戮的手段……和平才是外交的最终目的”所说,以慎重的态度审时度势,与“举国一致”的氛围保持了距离。同时,他主张对俄协调,反对无计划无限制的军备扩张,重视贸易发展以期获得经济利益。第三章不仅考察了陆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期的外交言论,也分析了被忽视的个人书信等周边资料。他主张中国保全,参与东亚同文会,并以此与近卫笃磨相识。不过与以近卫为中心的对外硬势力主张的对俄强硬不同,陆从经济发展的视点出发期待满洲的共同开发,选择了日俄协调路线。但近卫成为《日本》的资金后援者之后,影响力逐渐扩大,再加上陆的欧洲出游,报纸的社论已经不能同陆的主张一并而论了。并且,陆在回国时对俄开战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举国一致趋势。但通过考察他的署名文章中发现,陆并未放弃经济发展的和平构想。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对外硬派的陆,并不能够被单纯的定位为“对外硬”。理由有二,首先,陆虽然在人脉上与对外硬势力有所关联,但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陆反对过分渲染西方的威胁,主张理性冷静地看待外交问题,并非是极端的排外主义。其次,大的方向上与对外硬一致,但是实现目标的方法不同。对外硬否定国际协调,但陆是国际协调路线者。对待满洲问题,近卫等主张开战,但陆主张共同开发,以经济利益的交错来寻求国际协调。因此,笔者认为陆与主张强硬外交的对外硬势力是不同的。第二,笔者认为陆在日俄战争期间从“自卫性国民主义”转为“侵略性国民主义”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在到日俄战争的期间,陆在新闻社内的影响力不断减小,简单地把社说等同于陆的主张是有所牵强的。通过本文的考察可以得知,作为资金后援者,近卫的势力不断渗透,并使社说与对外硬派保持一致。但陆回国之后,在别的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仍继续主张经济发展的和平构想。并且,与古岛一雄等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国际局势的冷静态度。第三,笔者认为陆在外交中一以贯之的思想是势力均衡和重视经济。以经济利益的交错制衡来避免战争,从而保持势力的均衡。把西伯利亚铁道用于和平之道,与诸国协调开发满洲的共同开发论就是其表现。陆认为外交的目的在于和平,军备是为了国家的防卫,强烈反对无计划的军备扩张。与偏重军事相比,他认为电信、交通等实业的发展和商业权利的扩大才是真正对国民有益的。但是,陆作为一名政论记者也有自己的局限。首先,因为新闻社的经营而与政治势力相关联,有妥协之时。依赖于近卫的资金援助,近卫等的影响在新闻社内扩大,社论也开始倾向于更为强硬。同时,作为报纸经营者,陆也未能抵抗举国一致的氛围,对甲午战争的目的等作大义名分的掩饰。“新闻记者”和“新闻经营者”的两立是十分困难吧。没有迎合舆论,但也不敢与舆论截然相反。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单纯依靠经济利益的交错制衡来寻求和平是不现实的,对俄罗斯等列强的认识也过于理想。最终,只能说是外交上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