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在现实政治与伦理道德的双重冲击下,士人在这场历史漩涡中不能自已。贰臣成为了这一时期社会的必然衍生群体,他们反映着由明入清的汉官的普遍特征。然而,由于学界研究的热点多倾向于在明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学者身上,其研究方向也一直囿于“贰臣”视角。所以,以金之俊为代表的在清初政坛上身居要职,但文学成就罕有声名的仕清汉官,并未得到学界关注。金之俊初入明仕途,因受阉党排挤被迫退出朝堂,明末才被委以守卫京师的重任,但终究无力挽回明亡的局面。明亡后,李自成入京肆意烧杀抢掠的残暴之举,对比清廷实行安抚百姓等措施,让战乱中的百姓看到了希望,同时也笼络了很多明末士大夫降清。金之俊身处政局变幻中,最终以“十从十不从”之策作为降清条件,开始了仕清生涯。金之俊提出的“十从十不从”政策,表面上是他向清廷妥协的理由,但实际上是他能为明末百姓在“剃发令”中争取的最后利益。金之俊在清朝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清初他频频上疏建言,得到了皇帝的倚信,充分证明他身为能臣不凡的处政能力。如他提出剿抚流寇、漕运改革、整顿吏治等政策,其实施对解政治之困、谋百姓之利都产生了实际效应。因此,金之俊在清初政坛中确实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皇权与相权的硝烟中,尽管金之俊清初政绩斐然,但皇帝对他的猜忌并未削减。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他于能臣与贰臣的双重身份中仍然进退有据。在经历了任珍案和陈名夏案后,他深感仕清不易,此后便频频请辞以示忠心。金之俊以退为进的为官之道,使顺治帝更重用他。不仅让他撰写《明庄烈帝碑文》,还为董鄂妃撰写传记。他进退有据的为官之道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还获得了自保。金之俊在降与死的自我平衡后选择了降清。但是,世俗伦理却一直在谴责他的变节。实际上,金之俊一直寄苦闷于旅游,试图通过修佛问禅来获得心灵的解脱。从他的历史评价和郊游圈中,我们能够窥探出他“两截人”的处境和心理轨迹。然而,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乾隆帝把金之俊等汉官归为《贰臣传》中,这一官方定论则直接把他永远钉在“贰臣”的耻辱柱上。但是,反观金之俊跌宕起伏的一生,他身负能臣与贰臣的双重身份,我们应该重审其历史定位,力图展现他在明末清初的真实境遇。从而,打破世人对“贰臣”的先入之见,以全新的“非贰臣”视角,考察以金之俊为代表的汉官群体在清初政坛中发挥的实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