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文革”书写或者“文革”叙事，是指“文革”结束后文学对这段历史的各种叙述，而非“文革时期的小说”或者“文革”中的文学叙事。“文革”叙事文学是“文革”结束后诞生的一个写作母题。1970年代末及整个1980年代，“文革”叙事文学几乎笼罩文坛乃至思想文化界的方方面面；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潮流，几乎完全是人们对“文革”集体控诉、反思的文学表达；紧随而至的寻根文学虽然将文学叙事视野大大拓宽，但文革叙事依然是其重要书写对象之一；而后冠以先锋文学名号的以余华、莫言、残雪等为代表的实验化写作，“文革”文学想象的魅影忽隐忽现。到1990年代随着商业文化和新权威主义的兴起，“文革”书写又出现了新的转型，以日常化和戏谑化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而新世纪以来，“文革”文学叙事仍是当前文坛创作的热点所在。在本论文的写作中，主要选择了新世纪以来的一些长篇小说如《兄弟》《平原》《少年王》《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我》（BOOK1）《启蒙时代》《后悔录》《血红雪白》《致一九七五》《生死疲劳》《血色浪漫》《河岸》等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所选作品皆带有随机性，而且它们的创作动因也各有侧重，他们解释这段历史的方式和策略可能不尽完全相同，所以论文所挖掘的特点并不完全切合每部作品，只是提炼一个总体上的相似性特征，来论证近年来的“文革”小说模式是如何变化的，并通过对当前“文革”小说叙述伦理分析寻找背后的原因。本论文大致思路是：首先，从世纪之交的无法超越生活而只能返归感性自我文学叙事出发，概括出包括新世纪“文革”小说在内的世纪之交的文学书写是一种虚假的自我书写，这是本文的立论起点；正是这种虚假自我意识和虚假自我书写范式，使得新世纪“文革”小说的文本形式，表现出“心理—情绪”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又是通过新世纪“文革”小说去张力化的叙事结构、指向自我内心的叙事时间和消解自我的叙事视角等方面得以呈现的。这种带有虚假自我意识的“心理—情绪”叙事模式又反映出新世纪“文革”小说叙事伦理的变化，八九十年代“文革”小说多表现为对那个疯狂年代的道德讨伐和历史审判，但新世纪“文革”小说开始走向了一种道德和解的叙事伦理诉求。这不仅反映了作家自我意识的贫乏，更反映了作家历史观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