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时,“国家”实际上成为民法观念上的“国家”,是同个人一样参与经济事务的私人主体,因此应当“不着制服,而以平民身份出现”。但这些特殊的民事主体所拥有的行政公产,能否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基础成为难题,由于行政公产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若出现政府负债,在理论上政府债务享有优先权,原因在于公共行政部门中事务的运作不能操纵在债权人手里,在保证公务运行和维护国家信用之间,应以前者为重,特别是不受普通法执行手段约束的优先权。在市场经济发育充分、法治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受到普遍重视,各国民事强制执行中,对执行财产客体均有限制和排除的规定。我国现已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社会阶段,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及部门在管理和参与市场经营活动过程中的不当经营,由此产生巨额债务已成为隐患。在我国实定法中,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上,都不存在完整的形式意义上的行政公产制度,如何加强对行政公产和债权人权益的保护是司法实践中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本文中,笔者以比较法上的行政公产制度为理论框架,分析行政公产制度在我国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体现和当前法院执行工作的困境,通过对行政公产制度不可强制执行性研究,探索行政公产和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