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国际资本流动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已迅速崛起为当今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之一。学术界对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FDI不仅能为东道国带来巨额的金融资本,而且对东道国还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即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时,其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专利知识等通过示范和模仿效应、人力资本流动、出口、与当地企业的前后向联系等具体途径渗透到当地企业,促进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后期学者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了金融发展在推动FDI技术溢出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金融发展促进基于示范和模仿效应、前后向联系等途径的FDI技术溢出已经取得了较多的理论和实证依据,然而针对基于人力资本流动途径的FDI技术溢出过程中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还相对不足。基于此,本文将在理论和实证层面进一步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以求丰富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并为我国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本文首先系统性的研究了FDI、人力资本以及金融发展这三个核心概念及其在我国的实际运行情况,并提出了用于本文实证检验的三个核心概念的代理变量。然后,根据前人研究成果,本文提炼了金融发展推动FDI技术外溢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三大作用渠道,即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市场交易信息透明度、融通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东道国商业运营的整体环境；融通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的后向联系,促进先进技术的国内转移；降低外部融资的资金成本,促进更多东道国员工自主创业,提高国内产出、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在对上述三条途径进行定性分析和理论模型论证的基础上,本文着重研究了金融发展的第三条作用渠道。　　 具体而言,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的两部门开放经济模型考察基于人力资本流动途径的FDI技术外溢、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以下两点主要结论。第一,人力资本流动作为FDI技术溢出的渠道之一发挥作用的具体途径为:外商投资可以降低对东道国员工自主创业所需技术和智能水平的要求。本文构建的两阶段模型推导表明,FDI投资增加使得员工通过培训得到的能力提高也越多,更容易达到创业所需的才能门槛,从而对自身初始才能的要求也就相对越低。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多的国家能够进行自主创业的本国员工也越多,有利于外资先进技术的国内转移,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第二,一国金融发展程度加深可以促进基于人力资本流动途径的FDI技术溢出。通过考察人力资本由外资生产部门向国内生产部门转移或自主建立新企业的过程中金融发展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本文发现:国内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会降低自主创业所需企业家才能门槛值、扩大FDI技术外溢的程度,使得更多东道国员工选择自主创业,这将提高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外溢效应,最终提高国内企业的边际产出率,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对我国金融发展衡量指标的分析和限定以及上述作用渠道的理论模型分析,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人力资本流动途径的FDI技术外溢以及金融发展的上述作用机制在我国发挥作用的实际情况。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长期内,人力资本、FDI以及金融发展都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的影响因素,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有效吸收外资投入和积极实现技术转化、加大人才培养投入和扶持等举措均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然而在当前,金融发展对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FDI,而且金融发展的程度直接制约着我国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基本尚未显现。此外,我国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差异也十分显著,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差异也进一步制约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和均衡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尚不能提高人力资本溢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目前我国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而非技术外溢。因此,加大金融改革和会融发展力度对于促进国内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本文为推动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扩大金融发展对我国吸收FDI技术外溢和推动国内经济增长提出了四点主要的政策建议:构建多元化、差异性的金融体系,满足不同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国内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注重地区差异,合理引进不同性质的外资；理顺人才培养机制和创业引导机制,加快外资先进技术的国内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