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现代性特征的认定及描述始终是学科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文学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其中并进行着自身的嬗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即试图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展开对沈从文的个案分析。 沈从文是一位有着丰厚传统文化积淀的作家，这种文化积淀以湘楚文化为核心，且融合了儒、道及少数民族等多重文化因子，其中道家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身处传统价值较少受外界影响因而相对恒定的湘西，沈从文同样经受着现代意识的冲击，并进而来到北京，开始登上现代文坛。 沈从文最初的创作无疑是在现代叙事环境中展开的。无论是对故乡风物的怀恋，还是个人情感的流露，都基本上不出“五四”文坛的大致格局。对城、乡的对比描写很快奠定了其创作的早期风格，这既是在转型时代固守乡土文明的体现，也是现代社会进程带来的原初视角的转换。二十年代后期沈从文在创作上有所变化，体现为作品中加大了时空的差距，多写苗族历史传奇与极富异族原始色彩的浪漫风情，如《龙朱》等。这种转向显示着作家内心的困惑。湘西的原生态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难以维持其优越性，沈从文则试图通过对传奇的追溯再现审美形态中的湘西。 三十年代后，沈从文的一系列文学活动都显示着作家内心深处的犹疑与矛盾。通过分析沈从文在“京海论战”中以及在面对左翼时的立场，我们发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文学中分裂的现代性。对市场媚俗艺术和政治激进现代性的批判中，沈从文的选择体现了另一种文化取向。这种文化取向既是源自其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也是由现代意识所诱发。它导致了作家对此前种种经验的反思，并体现在作品《边城》及《水云》等创作中。在反思的基础上，沈从文开始试图在对都市与乡村的双重超越中重建新的生命信仰。 伴随着紧张的思考，沈从文写下了《看虹录》这部颇具争议的作品以及大量抽象议论的文字，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沈从文新的探索之一斑。它包括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主体性人格的构建，其次是主张文学的功利与非功利的统一，这体现着作家对生命的自由意志的追寻，它成为沈从文建构新的生命形式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沈从文通过对“美”与“神性”的淦释，重新建立起新的生命信仰。分析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性眼光的获得帮助沈从文实现了对湘西民间文化更高层次的回归。 通过对现代性语境下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研究，我们试图描述一种富于中国场域特色的文学现代性的生长，它的独特性与丰厚融通的东方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洋溢着勃勃生机，在今天也仍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