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PE投资多采用红筹模式。在该模式下，一系列投资运作问题得以适用宽松的离岸法律。但是，随着我国对境外利益输送的限制，PE投资开始从红筹模式向境内直投转变。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在中国法律环境下应对PE投资中的各种情况。简而言之，PE投资者是通过一系列特殊权利义务安排来实现自己的投资目的。那么，如何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实现这些特殊权利便成为问题之核心。在美国，PE投资权利义务的安排通常是以优先股制度为载体的。而在中国，在法律层面并没有承认优先股，但是优先股制度对于我国境内PE投资具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要分析中国法律环境下PE投资者权利的实现，首先要认清优先股这一载体，其次要把握私法对投资者权利的调整。在整体把握这两点的基础上，再就各项具体投资者权利分析，结论才最深刻。这也正是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