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各国资本管制的放松,推动国际投资迅速发展,并将世界各国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经济目前面临高速发展,外贸顺差不断增长,外汇储备大规模增长。面对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如何实现国际投资的保值和增值,值得探讨。随着我国汇率体制的改革及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深入,世界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市场将逐步开放。那么,投资者应如何有效地进行国际资产组合投资,如何确定国际资产的内在价值,如何对国际高阶矩风险进行识别和防范,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理论上,从两方面对原有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拓展。一是在购买力平价偏离的情况下加入汇率风险因素。二是拓展均值-方差框架至均值-方差-偏度-峰度框架。在国际投资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推导出四阶矩国际资产定价模型。实证上,利用GARCH模型与VAR方差分解技术,对中国资产组合是否世界范围内定价以及高阶矩的显著性进行回归,以及衡量各协方差,协偏度和协峰度对于资产的风险溢价的冲击变化的响应。结果发现,中国资产组合是在世界范围内被定价的,汇率风险应进入国际资产组合的系统性风险之列。中国与美国之间购买力平价不成立。中国资产组合收益率中存在一个美元的货币风险溢价,货币风险无法完全对冲。横截面回归结果显示:在三阶矩风险中,四个变量有两个变量是显著的,即中国市场组合的协偏度(1%显著性水平下),以及与美国通胀的协偏度(5%的显著性水平下)。在四阶矩风险中,中国市场组合的协峰度,美国市场组合的协峰度以及美国通胀率的协峰度是显著的。也就是说获得中国资产组合收益率,不仅承担了中国市场组合的协偏度风险,美国通胀的协偏度风险等三阶矩风险,而且还有极值风险,如中国市场组合的协偏度风险,美国市场组合的协偏度风险和美国通胀率的协峰度风险。而通过方差分解也可以得出高阶矩对于资产溢价的贡献度是显著的。基于此,本文对于国际投资理念和方式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将风险的定义继续扩大。风险不仅仅用方差来描述,同时也应该将偏度和峰度纳入风险范畴。二是在构建国际投资组合中,在最大化收益率,最小化方差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将偏度和峰度纳入投资组合构建风险控制的框架中。在获取投资组合的最优权重,进行动态规划时,应该将双目标:收益最大,方差最小拓展至多目标:收益最大,方差最小,偏度最大以及峰度最小。在国际背景下,基于多目标,构建最优投资组合,也是后续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