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帜”是国民革命北伐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诸多地方军事实力派通过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升起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来表明转变政治立场,服从三民主义,向国民革命输诚,使国民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武力统一。阎锡山易帜可视为这种“易帜式统一”的典型代表之一。阎锡山与国民党的渊源颇深,又与北洋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袁世凯去世后,中国陷入地方割据混战之中。阎锡山坚持保境安民,不愿意介入外界纷争,更不许外界染指山西。但随着国内外局势变化,中国的政治生态日益复杂,呈现南北对峙之势,南方号召打倒军阀,北方则号召讨赤。北伐军迅速进抵长江流域后,蒋介石进行清党,造成宁汉分裂。蒋介石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奉张北京政府三足鼎立。阎锡山的倒向一时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三方都对阎锡山展开争取工作。在来自冯玉祥、张作霖与宁汉方面的压力之下,阎锡山无法继承坚持孤立主义,必须做出选择。阎锡山与国民党开始初步接触,并就改称易帜与出兵问题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阎锡山于1927年4月公开宣称服从三民主义,6月方公开易帜,9月份与张作霖公开决裂,突袭奉军,晋奉之战爆发。这期间武汉国民政府与张作霖都对山西展开争取工作。因为阎锡山素来反对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因此拒绝与带有“赤化”色彩的武汉合作。阎锡山深知必须抛弃军阀牌匾,顺应革命潮流,才能重建统治合法性,因此拒不参与张作霖组织的安国军政府。为求共同对付武汉,阎锡山在蒋介石与张作霖之间担任调停者,致力于斡旋奉宁晋反赤大联盟。阎锡山力劝张作霖改称国民革命军、悬挂青天白日旗,张作霖则坚持对等议和,拒不接受改称易帜的要求。英美等国家渐趋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这在客观上坚定了阎锡山易帜的信心,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属日本。鉴于张作霖的不肯妥协,日本有以晋代奉之计划,促使阎锡山与奉系新派张学良、韩麟春等合作。阎锡山与张学良等人的和谈,仍旧在易帜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以失败告终。阎锡山之所以选择南京国民政府,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双方在政治理念上的相似之处,即都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强烈反对“联俄”与“容共”。但这并不意味着阎锡山完全接受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他对于治理山西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系统,因此不肯完整接受三民主义与党治。阎锡山易帜,在思想层面上是想实现自己关于“治世”与“治心”的理想。易帜后,阎锡山一方面在山西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推行孙中山崇拜。另一方面改组山西省政府,但以晋系原班人马担任山西新成立党政机构的重要职务。开展清党运动与党化教育,并将二者置于个人领导与控制之下。在意识形态方面,阎锡山向军队与民众宣传的是带有浓厚个人特色的“阎氏三民主义”,极少谈“民族”与“民权”,增加一项“民德”,将“民生主义”等同于“村本政治”,并宣称这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正确途径。阎锡山在易帜后对于山西的改造,在表面上是顺应南京国民政府,其实质是将其个人政治理想置于三民主义与革命旗帜之下,以求得在思想与实践方面仍能控制山西。国民党势力并未渗透进山西核心机关,阎锡山仍旧统领山西军事、财政、人事大权。这样做的结果是弱化“党治”对山西既有统治秩序的影响,阻隔三民主义对于山西基层社会的渗透。1927年的易帜是阎锡山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他从山西走向全国政治舞台。易帜的影响,从即时效果来看,可谓部分上决定了宁汉之争与北伐战局的结果。阎锡山的易帜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打击了奉张势力,促使其北撤,孤立了武汉国民政府,使武汉在北方失去响应势力。阎锡山在蒋介石下野后的举动,促进宁汉合流与二期北伐的进行,有助于南京国民政府迅速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从长期效果来看,则弊端良多。表面上的易帜无法解决政治认同的问题,亦无法彻底解决地方割据问题。中原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以“易帜”与“宣称服从三民主义”这种方式统一全国的无效性。对于中国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这种统一方式,从长远来看,会带来较多的后续问题,例如党权不张,军权膨胀、国民党与社会底层隔膜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奉行党国一体的国民党的集权能力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对以后的全国政局发展带来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