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自古有之,但是受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中西方舆论监督呈现出不同的权力制衡效应。在中国古代人治背景下,舆论监督的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开明程度;而西方经过分权制度的长期演变,用制度化的方式确定了“第四权力”的权力与义务,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其功绩有目共睹。通过吸收中西方舆论监督历史资源的合理层面,我们得出舆论监督必须走法制化道路的结论。结合中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舆论监督作为重要的执政资源日益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其力度有所加强,网络媒体的兴盛更加充实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但是舆论监督的发展现状与公众期待值之间仍有距离,主要表现在“三大瓶颈”的制约上,即体制瓶颈——同级媒体不能监督同级党委;机制瓶颈——地方本位主义障碍;法制瓶颈——舆论监督权缺乏法律保障。在现有体制下要破除这三大瓶颈障碍,就必须继续加强党和政府对舆论监督的支持力度,打破官商共谋的利益格局,建立媒体联动的运行机制,着力引导强化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最终还要归结到法制化的轨道上来。加快制订《新闻法》或《舆论监督法》,保障舆论监督权,形成以权力制衡权力的保障机制,真正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