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搭上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列车后,利用股权收购和协议控制等方式大量收购竞争对手,经营者集中成为互联网平台企业维持自身优势和拓展业务的“盾与剑”,由此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问题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反垄断法规制。然而,与传统领域的经营者不同,互联网平台企业所具有的诸如网络效应、免费策略、锁定效应和数据优势等特点使传统经营者集中规制理论与制度在平台经济领域遭遇困境,难以有效解决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对竞争的危害问题。鉴于此,揭示和应对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规制面临的新挑战,探讨适合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特点的新规制规则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法律规制的“理论—制度—实践”这一分析逻辑,论文从三个维度对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法律规制进行了系统探讨:首先,就理论而言,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所具有的垄断性倾向、创新效率负面影响、消费者福利损害等危害,彰显对其进一步强化规制的必要性,通过反垄断法理论深化与制度创新以应对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法律规制所面临的新挑战,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路径,而竞争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和市场价值目标理论等则构成探讨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法律规制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其次,从制度来看,论文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法律规制的申报制度、审查制度、救济制度这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1）事先申报制度作为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法律规制的前提,弥合了仅事后规制的弊端,“法定标准”和“主动调查权”相结合是为了保证案件的应申尽申,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营业额计算方式与传统经营者有所不同;（2）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的审查作为核心制度的重点,反垄断执法机构一般是基于一定的审查依据和程序,遵循特定的禁止标准,按照“五步分析法”的路径进行审查;（3）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的救济是对经营者集中可能导致的互联网市场竞争失灵的补正,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救济措施上有结构性救济和行为性救济这两种选择,设计相称的救济措施后还需要具体的实施与监督才能达到既定目的。最后,从实践来看,欧盟对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规制有最新的执法案例,欧盟委员会依据《合并指南》对Meta收购Kustomer案开展调查,但对大型平台企业的有效规制还依赖于守门人制度的落地,企业对承诺的背弃也警惕竞争机构加强对救济措施实施的监督;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谷歌收购Double Click案进行了审查,此案反映出美国早期对平台并购的态度有过度纵容的嫌疑,且调查手段的乏善可陈导致了对数字市场监管存在不足;虎牙斗鱼合并案是我国第三例被予以禁止的经营者集中,彰显了我国对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加强规制的决心,但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竞争的高度动态性并没有过多的考量,规制理念还是止步于传统静态的市场结构。在前文的基础之上,论文总结归纳了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规制面临的一般性挑战和我国存在的特殊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法律规制的优化和完善路径:（1）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的申报制度方面,存在“营业额”申报标准具有局限性、反垄断执法机构主动调查权行使的缺位、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申报门槛过高、我国企业未申报的法律责任过轻等问题。论文提出了构建多元化的申报标准、细化主动调查权和强化问责机制、设置特殊申报义务以及加强对未申报的经营者的处罚力度等完善措施;（2）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的审查制度方面,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相关产品市场认定困难、市场份额计算方式失灵、市场支配力认定困难以及豁免标准抽象化等问题。论文提出要创新相关产品市场界定测试方法、改进市场份额计算方式、完善市场支配力认定方式以及具象化豁免标准等措施;（3）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者集中的救济制度方面,存在着救济理念不明晰、救济措施选择困难、实施监督困难以及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论文提出了明晰谦抑的救济理念、优先选择行为性救济方式、完善监督受托人制度和构建反垄断仲裁制度等针对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