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一直深受产能过剩问题困扰。加上近年来欧美等国频繁对我国贸易进行“双反”狙击,使得本就过剩的产能在需求端难以得到有效释放,产能过剩问题愈演愈烈。这一顽疾不仅减缓了我国经济增长,也引发了部分企业亏损甚至倒闭、员工大量失业等问题。同时由于产能过剩行业与传统金融体系联系紧密,一旦产能过剩持续恶化,最终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积极寻求其化解路径也一直是中央经济工作的重点。中央政府对于产能过剩的治理政策分为四个方面,产业政策方面通过发布产业政策文件提高产业准入门槛、严格审批程序,从源头上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和新的落后产能的形成;金融政策方面提出应对相关行业金融信贷和投资进行管制,对于不符合市场准入标准的项目,不得提供授信支持;专门性政策即通过专门针对性政策治理产能过剩,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政府会采取专门性政策措施,推进落后产能的退出,以尽快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环保政策方面通过发布强制与激励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文件,采取强制性税收、环保政策淘汰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落后产能。总体上看,以上治理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仍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产能过剩的治理政策多为行政性的强制手段,且政策多为概括性意见,缺乏实施细则和区域针对性。现有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土地、能源、环境等生产要素价格严重扭曲问题,而治理产能过剩的关键还在于如何理顺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政策手段,对于扭转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问题具有关键性作用。环境规制的提高使得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成本的提高可以倒逼无力达到环境标准的产能过剩企业退出市场,缩减落后产能并抑制盲目投资。同时成本的提高又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得生产率水平和产品质量得到提升,产品端过剩的产能得到释放,使得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都得到治理。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产能过剩治理过程中也不容忽视,我国在非正式规制的建设上较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民众缺少畅通有效的用于投诉监督的社会组织和政府环保机构,更多情况是某地发生非常重大的污染事件后,才由媒体报道揭露并引起重视,这对于环境成本内部化而言显然是杯水车薪,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产能过剩的影响时需引入非正式规制。另外,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条件等的不同,环境规制对于区域间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存在差异。环境规制政策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越大,地方政府越有动力去制定最优的环境标准来吸引投资。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为了更有利于官员政治晋升,各地政府基于竞争城市的资源禀赋和政策规制情况会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来吸引流动性资源。地方政府利用环境规制竞争这一类似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的手段制定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吸引流动性要素导致过度投资和低水平重复性建设进而引发产能过剩现象。因此只有了解并匡正其动机和策略方能解决问题。而国内研究产能过剩问题不仅鲜有与环境规制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研究环境规制竞争策略的更少。环境规制竞争策略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将问题转向源头(地方政府竞争)和制定更详细的和更具区域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基于现有学者关于环境规制与产能过剩的研究内容,梳理出二者之间的理论传导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产能利用程度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产能过剩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环境规制策略的区域异质性。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利用以产出为导向且规模报酬递增的数据包络BCC模型,运用2003-2014年的劳动、资本、能源和工业总产值等投入产出数据测量我国256个城市层面工业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的变化趋势跟央行5000户工业企业设备利用水平基本吻合。(2)利用空间杜宾和空间自回归广义矩估计等空间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产能过剩的影响,并且加入被学者忽视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着重研究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竞争策略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产能利用率均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不容忽视。环境规制对于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相比于东部地区,其对于中西部地区产能利用率的作用较大。环境规制竞争策略也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政府多采取竞次模仿策略“逐底竞争”,东部地区政府多采取差异化策略。(3)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有针对性的化解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政策建议,包括适当提高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多元化政绩考核体系、创新政府干预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