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为这“高能耗”和“高排放”的增长方式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近年来,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日益关注,环保部及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行政法规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本文借由“酸雨两控区”这一环境政策作为背景,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框架下纳入环境约束,考察环境规制与出口企业动态抉择与内部产品组成调整的微观机制,同时结合中国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同于以往文献,本文从企业的异质性角度进行考察,并将环境约束纳入其中。考虑到多产品出口企业为出口的主要实体,本文进一步将理论模型从单一产品生产企业拓展至多产品企业生产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出口产品组成结构以及内部资源再分配的影响。论文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简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点。第二章,文献综述。梳理并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第三章,环境规制对于中国总体出口的实证研究。首先简要介绍“酸雨两控区”政策的相关背景,并结合数据分析各省具体二氧化硫减排的实际完成情况。在实证部分,利用“酸雨两控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作为背景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于中国总体出口的影响。第四章,环境规制对于中国企业动态抉择的影响。首先将环境规制拓展至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的框架中,并构建企业进入退出决策的理论模型以考察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动态决策的微观机制;其次,本文用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从企业进入退出抉择、在位企业的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总体层面生产效率的影响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实证分析。第五章,环境规制对于企业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首先将单一产品企业生产模型拓展至多产品企业生产模型,并结合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对模型推论进行实证分析。第六章,主要结论与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环境规制对中国总体出口的影响本文发现2005年中央将污染减排工作与官员绩效评价体系相联系之后,各地方对于污染治理的力度与投入都有显著上升,行政手段的加持督促了污染减排工作的开展,大部分省份完成了原定的减排目标。从三重差分的实证结果可得出,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受控地区污染产业的出口相较于非受控地区有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一结果在不同实证模型设定下、剔除相关可能造成影响的样本、政策后依旧稳健。在对不同片区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中,TCZ政策对出口带来的负向影响在东部地区显著,且在不同模型的设定下都比较稳健。沿海受控地区的出口受到环境政策的影响相对更为显著,政策对内陆地区二氧化硫排放较高、煤炭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较高的产业所造成的出口负向效果更为明显。2.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动态抉择将环境规制纳入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的框架下,并考察环境规制对于企业进入退出决策的微观机制。理论模型得出,环境规制的加强将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临界值φ*,即严格的环境政策将淘汰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资源在行业内得以重新分配。同时,结合中国微观数据,实证结果显示,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于企业退出有显著的影响,对于企业进入与在位企业出口的影响并不稳健。此外,通过将总体生产效率进行分解考察环境规制对于各部分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与先前文献不同的是,本文发现虽然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效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环境规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有助于提升整体生产率水平,忽略环境规制引致的淘汰机制会高估环境规制的负向作用。3.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在多产品企业异质性模型加入环境约束分析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微观机制,并结合数据发现,相较于“产品增加”效应,环境规制对于企业边际产品的“淘汰”或“剔除”效应更为显著。同时,对于已经出口的产品类别,环境规制引起的“水平”影响并不显著,但却呈现出产品调整的“相对影响”。此外,实证结果对高效率企业具备低污染排放密度的理论推论予以一定的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