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战争责任研究是中日学界重要的课题之一。此前的战争责任研究多将战争责任归咎于战前日本右翼,但实际上,战前日本左翼,尤其是战前日本的无产政党,也曾公开表示支持战争、支持军部,因此同样应当承担一定的战争责任。遗憾的是,目前有关日本战前无产政党的研究极为有限。虽然有研究指出战前日本左翼势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大幅度右转,但是却没有详细阐明左翼向右转向的具体过程和原因。本论文使用历史学研究方法,解析左翼逐渐转向右倾的具体过程及原因。由于篇幅所限,笔者选择了日本战前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统一“无产政党”——社会大众党为研究对象。本论文主要使用社会大众党的官方报纸《社会大众新闻》及主要会议记录、活动报告书等原始史料,将社会大众党存在时期(1932年～1940年)分为国体明征运动期(1932年～1935年)、二·二六事件期(1936年～1937年)、近卫新体制运动期(1938～1940年),整理其各个时期的主要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梳理社会大众党的政策变化,阐明其接近军部的过程,分析其变化的原因。在国体明征运动期,社会大众党的国内政策主要聚焦于农村贫困问题、失业问题的解决及对内阁的批判,主要目标聚焦于劳工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在国际政策上,社会大众党将反战定为党的口号,反对对华侵略战争,反对政府对伪满洲国的占领,反对军部的巨额军事预算和军备扩张。但是1934年开始出现了变化,最显著的是对日本陆军提出的《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的态度。1934年陆军省新闻班发布了《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公开宣扬“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提倡实行国家统制计划经济政策,以举国之力继续推进战争。社会大众党的书记长麻生久对军部的侵略意图视而不见,不仅高度评价《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还公开对军部表示好感。虽然这只是麻生久个人的意见,但已经显露出社会大众党与军部合作的倾向。在国体明征运动期,尽管社会大众党的官方态度依旧贯彻了“反法西斯、反战、反共”的三反主义,但是已经出现了亲军倾向。以二·二六事件为契机,社会大众党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社会大众党的国内政策方面,不仅不再反对军部巨额军事预算,而且开始积极支持军事预算案。另外,其开始协助军部推进举国一致的政治体制。同时,社会大众党修改了党的纲领,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转为国家主义。国际政策方面,社会大众党完全放弃了反战的立场,开始大肆鼓吹战争,将日本定义为“东洋的真正指导者”,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定义为“解放东洋民族的圣战”。从本时期开始,社会大众党开始全面支持军部。近卫新体制运动期,社会大众党完全与军部一体化。该时期,社会大众党最主要的国内政策是与军部共同推进举国一致新体制的形成,积极参与近卫新体制运动。国际政策上,社会大众党不仅大力支持战争,而且公开反对反战势力。1940年社会大众党为了响应近卫文磨新体制运动的号召,率先自发解党,战前无产政党到此终结。社会大众党主动转向的原因如下。第一,社会大众党试图借助军部力量,实现打倒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第二,社会大众党希望通过推进举国一致新体制,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占据有利职位。第三,社会大众党试图通过支持战争、掠夺殖民地资源,以缓和国内社会矛盾。第四,社会大众党领导人麻生久个人亲军态度的影响。另外,日本军部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具有家族主义倾向、农本主义思想优先、亚洲民族解放理念、反资本主义倾向等特点。因此,日本军部对同样反资本主义而且对于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大众党持有一定好感,对社会大众党的接近采取了欢迎的态度。日本军部独特的意识形态为社会大众党接近军部提供了可能性。本论文利用第一手历史资料,阐明了社会大众党接近军部的具体过程、分析了该党接近军部的具体原因,尽量还原了战前日本无产政党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