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国保险行业厚积薄发,保费规模居世界前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凭借难得一遇的机遇逐步进入快速发展期。同时,“偿二代”也标志着在我国保险行业保费不断壮大的基础上,监管体系也日趋细化与完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断推进,促进我国保险监管体系向着与行业保险规模发展状况相匹配的国际一流标准奋进。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监管评估在首轮应用中有效促进了我国保险行业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偿付能力风险综合评级的首轮应用亦推动了行业整体风险管理能力的不断强化。总体上看,偿二代是我国保险监管体系的一座里程碑,不仅促进前段业务更加规范、后台业务更加完善,也使得行业中的产品、服务及风险评估能力得以源源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另一方面,金融业在全球的不断融合与发展,使得近几年来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频频、风险水平趋于不稳定。特别低利率的市场环境的存在,使人身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在推进中导致上市企业被非上市保险公司频频举牌。非上市保险公司将通过理财型万能险产品聚集的巨额保费投向高风险的股权投资来博取高额收益,这种“资产驱动负债”的经营模式极大增加了行业整体与保险公司自身的信用风险,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强烈关注以及股权应属何方的讨论。有鉴于此,“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被保监会明确提出,强调“风险保障”属性是保险的核心指导思想、“监管”和“发展”的关系也是需理清的工作重点;系列的检查和整顿工作同时也被展开,防范风险也成为了保监会开展监管工作的核心思路。我国保险行业规模虽然增速趋于缓慢但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保险业务结构也在迅速调整、行业由重规模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就此展开。银保监会在2018年的合并也标志着现代监管框架的进一步完善。由此可见,防范风险和强化监管仍是行业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在这样的主旋律下,我国保险行业发展向缓、监管向严的态势也开始突显,如何更加合理有效的度量“偿二代”三大可量化风险中的信用风险,是我国保险行业实现高质量增长、发挥风险保障功能的关键。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在于经营风险,保险行业的存在保证了经济的稳定运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险行业的高度关联性也使其经营环境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非上市保险公司由于业务规模较小,盈利状况不甚稳定,风险管控措施也不甚完善,又有部分公司倾向于激进的经营方式,在以往案例中产生了巨大的信用风险,甚至引发市场震动。因此如何合理度量非上市保险公司的信用风险将是我国保险业监管的一大核心。本文首先在使用KMV模型计算上市保险公司的资产价值与波动率后,基于实证拟合结果对倾向得分匹配法修正的PFM模型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发现该模型对我国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信用风险的度量效果十分有限。其次,本文通过依据人身保险公司的特点,选取显著影响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资产价值和资产波动率的财务指标对原倾向性得分匹配回归模型进行调整,实证结果表明改正后的模型可有效度量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的信用风险,有利于监管机构对信用风险的动态监管;最后,本文从宏观行业发展和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的业务经营实力、业务发展情况、投资能力、偿付能力、准备金充足度、现金流水平、管理层管理质量、员工文化水平和实际监管情况出发,运用非平衡面板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究我国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实证结果证明,在模型调整方面,反映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退保率水平的财务指标在度量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的信用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简单退保率和总资产收益率的加入可有效提升模型的精度。从信用风险度量结果来看,大部分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的信用风险均高于上市保险公司,说明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在稳健经营和风险把控方面都与上市公司差距较大;同时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之间的信用风险也存在差异,银行体系的公司和历史背景丰富公司的信用风险较其他公司更低。在影响因素方面,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投资型保险产品占比、监管措施次数会对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的信用风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人身保险市场保费增长率和公司自身的保费增长率与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信用风险间则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保险公司适量发展投资型保险产品、避免资产驱动负债类激进的经营模式有助于降低自身的信用风险。同时着重管控偿付能力和及时报送违规行为的监管政策可显著降低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的信用风险。人身保险市场改革政策的推行,也有利于促进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向高业务质量发展转型,保证行业的风险可控、稳定发展。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两点:一是针对人身保险公司的特点,在非上市保险公司信用风险度量的倾向得分匹配法修正的PFM模型中加入了简单退保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提升了模型的度量精度;二是探究了非上市人身保险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为现有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