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师级的作家。而1949年以后,他却放下手中的笔转向文物研究。当代文坛少了他的身影,许多学者和他的文学爱好者无不扼腕叹息。陈思和指出当代文学中存在“潜在写作”的特殊现象,并将沈从文1949年5月30日的一篇日记称为“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这开启了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另一扇窗。这扇窗后面掩藏的是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对文学孤独的守望。《沈从文全集》中收录了他1949年以后的书信,共计三百五十万多万字。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沈从文以退隐的姿态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文学书写。1948到1949年初,外部左翼文化阵营的文人对沈从文进行了“异端”界定和审判,而为了保持个体生存最后的尊严沈从文选择了自杀。被救回之后,他写下了大量类似“狂人呓语”般的书信和日记。它们一方面缓解了沈从文的精神焦虑,另一方面极具文学价值。这是沈从文文学世界崩塌以后,无意间寻找到的延续文学梦的舞台。1950年代初,生存空间的转换让他精神慢慢“回复”。书信中的文学书写从无意地宣泄逐渐转变为有意地留存。四川土改期间他以一颗赤子般的爱国心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将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叙写了新时代环境下,乡村的“常”与“变”。于是,四川之行的家信,就有了类似《湘行散记》的味道。而劳动中他体会到一种独特的有情的“历史观”,这让沈从文有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热情,又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这些真实深刻的感受,给家信增添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他尝试写了表现时代新人的短篇小说《老同志》,但它最终夭折。他还经常在家信中谈及文坛现状,对新中国文坛初期的作家作品、文艺政策,不无褒贬。这时他的文学观念与当时文坛的要求呈现一种紧张关系。1950年代中后期,政治的“事功”要求与沈从文坚守的文学“有情”的理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因此,他在向“群”靠拢的过程中表现出反复和犹疑,最终游离于“群”之外。这期间,关于张鼎和烈士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的筹划是他努力“归队”的具体实践,但默默写下的《抽象的抒情》又是他坚守文学独立及主体自由的说明书。1960年代初,沈从文随作协组织的参观团赴江西参观访问时,开始了旧体诗创作。旧体诗是他在书信之外的另一种抒情言志的方式。其中,《文化史诗钞》是他1970-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时创作的一组旧体诗,在内容上以诗写史,渗透着诗人深刻的历史反思与文化批判,在文体上以诗代文,独具一格。这组带有历史印迹未发表的诗是沈从文在特殊环境下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尝试。1970年代末,“沈从文热”的浪潮由国外传到国内,他欣慰个体生命价值回归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强权即一切”的新儒术仍在上演,他深深地恐惧浸润封建思想的灵魂。一直以来他想用文学让人理解“我”、认识“人”的理想没有实现。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参与了《边城》由小说到电影剧本的改编。“抒情诗”电影的想象,是沈从文始终不渝的“有情”文学理想的延伸。政治是功利性的阶段性的,而文学却是有情的永恒的。沈从文1949年以后鲜为人知的潜在写作,既有对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的美好寄托,也有对文化与文学的严肃思考。这是沈从文整个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当时文学与精神现象不可或缺的潜流。它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当代文学与时代精神的丰富性与多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