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翻译即解释”早在16世纪即已提出，随着解释学由特殊解释学发展到普遍解释学再上升为哲学解释学，命题内涵也随之变化。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出发，翻译就是在跨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历史性的译者使自己的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互相发生融合形成新视域，并用浸润着的语文化的语言符号将新视域重新固定下来形成新文本的过程(朱健平，2006:73)。　　 哲学解释学翘楚伽达默尔的三大解释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可用以阐述中外译史上许多的翻译现象和翻译理论(郑延国，2009:72)。众所周知，翻译是在思维操纵下的语言认知实践，不但涉及双语语码转换，而且关联语族文化传播，由此可见，在翻译活动中，思维、语言、文化三元密不可分。一身兼二任的译者势必与原作者在思维、语言和文化三个维度实现视域融合方可传情达意进而创造出成功的译作，不然译者的苦心经营也只能沦为译者的自娱自乐。　　 《易经》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文化典籍之一，在汉代以来就一直被尊为“群经之首”乃至“三玄之冠，大道之源”(董易奇，2010:1)，在现代社会它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华夏民族的精神基础，其影响遍及中外。本文拟以伽达默尔“视域融合”原则为导向，以《易经》理雅各译本及汪榕培/任秀桦译本为蓝本，对比解读译者如何在思维、语言、文化三个维度与作者实现视域融合，进而品鉴两大经典译作在处理翻译活动中三大要素的得当举措，以期对中国国学典籍英译技巧及策略作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