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研究数十年来,一直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许可裁量权的存在及因应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突破了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原初及典型适用。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具有一般裁量基准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体现在其理论基础、性质定位等方面,然而由于行政许可的属性与行政处罚不同,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具有较为鲜明的法律个性:技术构造上,排他性许可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在“情节细化”方面表现为“情节量化+情节优化”;公开性方面,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作为行政主体的审批标准和行政相对人的准备标准而存在,其对内对外的双重作用向度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公开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作用向度构成了其直接对外效力的实体正当性基础,其对外效力又为其成为司法审查的依据提供了基础。当前各地正处于如火如荼的用基准规范裁量权的发展热潮当中,中央层面出台了《海事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地方更是“遍地开花”。囿于时间及精力,笔者以湖南、浙江、广东等典型省市地区为研究对象进行检索,发现许可裁量基准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运动化”的制定热潮使得基准文本的制定主体不一、权限不明,制定过程的民主性缺失,内容冲突、技术僵化,监督缺位、效力存疑。完善我国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制度,借鉴日本审查基准制度、法国指示制度,对策一是划分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制定权限,明确制定主体。将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制定权限在省部级行政机关以下、县级行政机关以上的闭合区间内进行分配。二是完善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制定程序,在基准的制定到修改的全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注重基准的公开。三是规范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内容,完善其构成要件,明确应考量的因素;基准内容的具体化程度应达到在逻辑性、技术性可能的范围内必须具体化,不允许有意留下裁量空间。四是加强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监督管理,行政机关通过备案审查、行政复议发挥自我监督功能;立法机关完善立法,建立人大、政府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将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纳入司法审查,并进行特殊的制度安排。法院审查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不仅有审查其合法性的权力,还有权审查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