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是和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话题,经济进入新常态,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稳定性。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波动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国际经贸关系更加复杂。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六稳”,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经济运行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应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同时,出口质量提升属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三五”规划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转变,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战略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有利于出口质量的提升,出口质量提升又会影响到经济波动。出口质量提升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和资源的重新配置等带来的风险可能会加剧经济波动。同时,由于出口质量的提升优化了产品结构,提高了比较优势,可以更好的抵御外部冲击进而抑制经济波动。因此,研究出口质量提升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仅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出口质量升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而且有利于寻找通过高质量发展战略减少经济波动的有效路径。稳定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出口质量的经济增长效应,而对其经济波动效应重视不足,尤其缺乏微观理论机制的解释。近年来对经济波动来源的研究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因为微观企业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有很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只有从微观企业层面出发,才能更好地寻找外部冲击影响经济波动的精确传导机制。本文尝试从出口质量的新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出波动的来源,厘清出口质量提升影响产出波动的微观机制,丰富有关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献。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与产出波动呈现怎样的特征事实和演变趋势?出口质量提升是否会影响产出波动?出口质量提升是增加了风险进而加剧了产出波动,还是抵御了外部冲击进而减少了产出波动?出口质量提升影响产出波动的微观机制是什么?首先,在理论机制部分,基于“新新国际贸易理论”中质量异质性模型对消费者效用和出口质量的基本设定,借鉴G.Vannoorenberghe(2012)波动与出口的理论分析框架、Blanchard和Kremer(1997)的不完美契约模型、Costinot(2009)的劳动分工模型以及能力理论的思想,引入出口质量异质性,建立数理模型,分析出口质量提升影响产出波动的出口强度效应和技术效应。同时,构建概念模型分析市场效应,说明出口质量提升通过供给侧多样化效应和需求侧收入效应影响产出波动的理论机制。然后,利用2000-2013年海关贸易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Khandelwal等(2013)的KSW方法测算了企业-产品-目的地-年份四维的出口产品质量,并借鉴Melitz和Polanec(2015)提出的动态OP分解方法进一步将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二元边际分解。同时,用标准差法和残差法测算了企业产出波动,并把产出波动分解为出口波动(产出的出口销售波动)和国内波动(产出的国内销售波动)。最后,在测算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OLS回归模型和Heckman选择模型分别检验了理论机制中的出口强度效应、技术效应和市场效应。由于总产出波动可以分解为出口波动和国内波动,而出口质量提升对这两部分波动的影响不同,因此首先分别检验其对国内外波动的影响,进而检验其对总产出波动的影响,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和分析出口质量提升对总产出波动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出口质量经历了增长-下降-增长三个阶段,加入WTO之后增长较快,金融危机之后快速下降,后危机时期逐步上升。第一个阶段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持续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第二个阶段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持续出口产品质量的下降和较高质量产品的退出,第三个阶段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持续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和较高质量产品的进入,出口质量升级的动力加强。对于行业出口质量,大部分行业出口质量没有明显上升,呈现震荡趋势,高技术行业出口质量有小幅提升,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提升较快。对于地区出口质量,长三角地区出口质量较高,珠三角地区出口质量较低,同时中西部地区出口质量较低。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出口质量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大。第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产出波动加剧了81.04%,出口波动加剧了181.82%,出口波动远大于产出波动。同时,加入WTO和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外部冲击都加剧了整体产出波动。对于行业产出波动,低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的产出波动更加剧烈。对于地区产出波动,东部地区出口波动明显大于总产出波动和国内波动,这一特征事实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说明贸易强度大的地区风险更大。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产出波动大于加工贸易企业和国有企业。相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波动明显大于国内波动和总产出波动。第三,通过建立均衡模型发现,对于有内外销售市场并且连续出口的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通过出口强度的增加减少了出口波动,加剧了国内波动,国内外销售的负相关关系是该结论背后的原因。在分别考察了出口波动和国内波动之后,重点考察总产出波动,发现当出口强度小于门槛值时,出口质量的提升能够减少总产出波动,大于门槛值则结果相反。利用2000-2013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检验,实证结论与理论命题基本一致,出口质量提升能够减少出口波动,但是没有起到减少国内波动的作用。出口强度是出口质量影响出口波动、国内波动和总产出波动的部分中介效应。当出口强度小于门槛值0.411时,出口质量的提升能够起到降低总产出波动的作用。对于不同类型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降低出口波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加剧了国内波动和总产出波动。出口质量的集约边际即持续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能够起到抑制出口波动的作用,拓展边际即新进和退出产品质量的提升均加剧了出口波动和总产出波动。第四,基于不完美契约模型和劳动分工模型的理论框架,引入能力理论的思想建立数理模型发现,出口质量提升通过技术效应降低了产出波动,技术效应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因素和中间品投入的多样化。实证检验的结论与理论命题基本一致,出口质量提升抑制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出波动的驱动因素主要是技术效应中的人力资本密集度。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轻型制造业企业、低中技术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质量与产出波动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由于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出口波动更加剧烈,不同于经济平稳发展阶段的表现,进一步实证检验了金融危机期间出口质量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发现面临危机冲击时企业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小,说明出口质量较高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外部冲击,但是对于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大。第五,基于“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和产出波动的相关理论,建立概念模型发现出口质量提升通过市场效应影响了产出波动。市场效应包括供给侧多样化效应和需求侧收入效应。供给侧多样化效应指产品质量高的企业出口市场更加多样化,而出口市场的多样化能够分散风险,进而起到抑制产出波动的作用。需求侧收入效应指高质量产品一般被高收入国家的高收入群体消费,而这部分消费群体的收入比较稳定,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也比较稳定,进而稳定了高质量产品的产出。企业出口高质量的产品影响了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多样化的供给和高收入群体的需求进一步影响了产出波动。进一步实证检验发现,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2000-2006年金融危机之前,市场效应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在2006-2011年金融危机期间,出口质量提升通过市场效应降低了出口波动,进而降低了总产出波动。市场效应是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0.2%。说明市场供需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更加敏感,因此当面临危机冲击时,市场效应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经济新常态下“调结构、稳增长”的战略提供了理论与实证的支持,具有以下政策启示:(1)充分发挥出口质量提升抵御外部冲击进而减少产出波动的作用;(2)适度调整出口导向战略,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从过去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过去的数量优势转向质量优势;(3)近年来我国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新优势,推动出口质量升级,进而减少产出波动;(4)防范和化解出口质量升级过程中的风险,尤其是对于高技术行业,应该循序渐进地推进高质量发展,不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