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制”是学界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视角,但是现有的研究却大多突出其消极方面,尤其是家长权力缺少足够的限制,具有独断性、集权性,普遍简单化地将“家长制”看作是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将其上升为“东方专制主义”的重要来源进行讨论。然而事实表明,我国传统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并且创造出了璀璨的农耕文明。笔者通过对传统时期家户的深度调查发现,我国传统时期的家长治理并不是如以往大多数研究显示的那样完全呈现出片面消极化的特征。家长制消极性的认识是基于权力的独断性与随意性,实际上,家长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也会受到多重因素的约束,从而形成了丰富的治理形态。从调查可知,家长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责”“权”“约”三个方面,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家长也会适度调整自己的权力行使行为。首先,家长虽然享有管理家户的权力,但是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家长在决策时需要受到家户至上的观念影响,考量成员一体的利益,同时还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带来的风险,家长的权力必须要在权责统一的基础上运行;其次,家长不是家户治理的单权威,家户中存在很多共治形态、家长的角色也可以变动,家长的决策也会受到成员意见的影响,其权力运行并非完全“随心所欲”;最后在家规家训、族规祖训以及社会惯行等的柔性规范下,家长的权力运行会被约束在“俗约”允许的框架内。因此,家长是权责统一的个体,行使着“有限权力”。在家国同构的背景下,传统的家长制作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领导的权力运行,当代政治领导与传统家长间有着内在的历史延续性以及同质性。根据吉尔茨参照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借鉴家长权力的约束因素来对行政领导权力进行相应的规制。但是随着社会转型,传统社会的血缘联结以及封闭性逐渐弱化,现代社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所以在进行借鉴时,更应强调对政治领导权力从非制度性向制度性约束方面转变:一是责任明确制度化,通过建立权责清单明晰领导责权;二是权力干预常态化,将其他主体的协商与监督纳入决策过程中;三是传统俗约法制化,用法律法规对领导权力进行强制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