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是从人类的相互关系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机制、文化范畴,但是,这种由文化所建构而非生物属性所规定的机制,却成为人们划分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的依据,并且长期以来被叙述为人的本真性、根源性的知识。在现代,当宗教神话解体后,人们开始建构新的性别神话来抵抗现代性带来的断裂与迷茫。事实上,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建构,社会性别认同,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一种文化身份认同,它与种族、国家、民族、阶级等身份的认同交织在一起。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前现代到现代的转换与确立时期,处于东西方文明激烈冲撞之中。现代性给古老中国所带来打击和震惊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断裂和冲突,由此所引发的身份焦虑与不安更加突兀。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男性知识分子)的民族身份、文化身份、阶层身份都遭遇到了空前的认同危机。这一切危机也必然引发中国人(男性)性别身份认同问题,人们迫切需要重整性别秩序来组织他们所遭遇的充满断裂与动荡的现代生活,借助现代性别神话来解决他们由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诸多现代身份危机与困惑问题。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男性自我主体的建构是与对女性的建构联系在一起,对他者女性的设定与想象永远是男性在面临各种人生危机与困惑、建立自我主体的首选途径。与传统社会固定不变的性别认同不同,现代社会的性别认同并不是个人特性,它与变动的社会密切相连,所以,现代的性别认同和性别建构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关系中进行多次的重复才能确立。随着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变动、随着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格局中位置的迁移,中国男性知识分子自我期待与实际现状间的差异距离发生变化,他们将这种因想象与实际之间的裂缝和矛盾所导致的焦虑与不安、破碎与断裂转移投射到他者女性身上,因而他们对中国现代女性社会角色与规范的设定与时俱动。通过对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作用的阐释,通过对中国社会各种女性——新女性、底层劳动妇女、妓女、疯女人等的言说,通过女性在家庭亲属结构中的关系和性爱关系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