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反行为”是高王凌老师“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是指针对政府的制度安排，农民所采取的对应行为。杜润生杜老曾提出，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过双方“互动”，才实现了今天的农村改革。在这中间，农民的“抵抗”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高老师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民的“反行为”大体可分为:压产限产、消极怠工、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以及偷取和瞒产私分，等等，并对之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归纳。　　在以往绝大多数的研究里（中国与越南的都包括在内），都把视角定位于“上层”，即国家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这一个层面。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集体经济”本是一个自上而下加在农民头上的制度安排，并不在意农民的“自愿”或“同意”与否，但它却最终要通过农民（包括基层干部）才能在现实生活之中落实，而且，经过农民对政府政策做出回应之后，这些制度的面貌并不完全是原来领导人所想象的了。如果在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只看到了国家层面，而它的对象——农民，却放在研究的视野之外，这样就会忽视一个最不应遗漏的层面。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学者们都忽视了农民行为昵？这一部分原因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农民是“被动的”、“愚昧的”、“消极的”、“逆来顺受”的，在强大的国家面前，农民们似乎只能窝窝囊囊地默默忍受，不过是一个被动的政策实施对象罢了。　　让大多数学者无法冲破束缚的另一个原因是调查了解确实不易。农民的这类行为本是秘密的，今日虽已“事过境迁”，面对外来的调查者，他们仍存在某种保密和不愿意说的心理;在许多农民那里，也未必把它提高到意识的层面。本文试图运用“反行为”理论，用“自下往上”的研究方法——即从农民的言词与行为，以越南海防市建瑞县团舍社为案例来探索越南农村从集体经济走向包产到户的过程。在研究中，作者试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利用文献材料来互相印证。　　经过多次访谈发现，越南农民在合作化时期也有过磨洋工、偷拿、满产私分、“偷包”等“反行为”。当地农民尝试了多种“反行为”之后，最终选择了包产到户，并为之进行艰苦的斗争。包产到户能够在全越南范围的正式实施是要经过农民多次“偷包”的曲折过程，是农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而最后政府做出让步的结果。　　可以说，与中国相比，越南政府在集体时期给农民留下的“私人空间”还是比较宽松一些。越南农民户在享受5％耕地的自留地的同时还能拥有10％到15％耕地的饲料地，加起来相当于集体经济的五分之一。因此，越南农民从私人经济得来的收入占他们总收入的比例比较大。不仅如此，越南农民在入社、退社的决定权也相当自由。越南自60年代中期有一些合作社已经倒闭了，因为社员退社太严重。他们退社后，靠手工业和买卖来生活。据他们说，从退社后，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因为在社外干活比在社内好赚得多。有的家庭有一人退社，其他人还在社里干活。但是全家主要依靠在社外做买卖的那个人来养活。　　有人说越南的包产到户是学中国的。这样说也有他们的道理。因为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越南领导人也许也参考和学习中国的包产到户。毕竟中越两国在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制度、传统文化等因素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两国在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可以互相参照和交换经验。然而，说“越南学中国的”是因为从上层和制度层面去研究农村变革。如果我们从下层着手，也就是从“根儿”出发，我们就会发现谁也不是学谁。那就是各国的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重演”。当时在越南境内也有些地方同时发生“偷包”，而他们之间互不知晓。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民面对同样的制度，他们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并且坚持不赖的以实现自己的选择。这就能证明越南农民、中国农民至少他们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傻和愚昧。他们已经改变了历史，并将继续对国家的方方面面发生影响。听他们说话吧，你也会发现农民的创造力是丰富多彩、无穷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