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以来,实际控制人获得境外居留权的民营上市公司数量越来越多,这种现象目前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和媒体广泛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实际控制人具有的境外居留权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对企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不少研究表明,实际控制人具有境外居留权之后,在面临违规带来的法律问题时可以通过逃离境外的方式来避免国内法律的制裁,因此他们会大胆的进行财务舞弊、资金占用、超额股利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境外居留权给企业带来的“跑路”风险遭到外界利益相关者和监管者的质疑,这种质疑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从而影响到实际控制人自身利益,实际控制人为了缓解外界的质疑会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例如:选择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审计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减少“掏空”行为,提高盈余质量,从而可能对企业的审计质量产生正向影响。本文选取2008年至2020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审计的信号功能以及监督功能两方面分析了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对民营上市公司审计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审计的信号理论下,实际控制人获得境外居留权的企业更愿意选择大规模事务所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以缓解外界的不信任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审计的监督作用下,为了应对监管者更严格的监管以及事务所更严格的审计,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减少,审计质量提高。总的来说,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之后,企业的审计质量显著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较高以及内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审计质量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除此之外,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审计质量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既丰富了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经济后果的研究,也拓展了审计质量影响因素中被审计单位特征领域的研究框架。进一步分析中,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的方式、两权分离度、机构投资者以及市场化进程对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与审计质量关系的调节作用,为外部投资者更好的防范投资风险和相关监管部门对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进行监管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