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disease,CVD）已经成为导致我国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来自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of Disease,GBD）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由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已经占据世界首位,并且在不同社会经济地区间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区域不均衡性还在进一步扩大。减轻我国心血管疾病及死亡负担的关键举措在于评估我国心血管疾病风险并建立相应的疾病预防体系,而大部分的心血管疾病及全因死亡实际上能够归因于一系列常见的可改变危险因素。人群归因分值（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PAF）是在人群层面上有效刻画疾病风险可归因于特定危险因素的常用流行病学指标,能够反映在初级预防中干预不同危险因素所对应的人群健康获益程度。因此,通过在人群层面对常见可改变危险因素的人群归因分值及其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估,能够为我国心血管疾病公共卫生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指导。目的1)了解中国社区人群心血管疾病负担及其在不同社会经济水平地区间的差异;2)评估中国社区人群常见可改变危险因素的心血管疾病及全因死亡人群归因风险,进一步探索在不同性别、城乡社区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地区中存在的差异;3)基于PURE研究框架比较中国与其它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可改变危险因素心血管疾病与全因死亡人群归因风险间存在的差异;4)基于实例研究数据探讨贝叶斯因果模型在估计多重危险因素人群归因分值估计中的应用。方法1)不同社会经济地区心血管疾病与全因死亡风险本研究纳入来自PURE-China研究在我国12个省份115个城乡社区中招募的47,262名参与者,比较不同社会经济地区人群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负担以及心血管疾病一级与二级预防情况;同时,使用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每1000人年）、心血管疾病一年病死率对不同地区心血管疾病负担进行评估,研究终点事件包括主要心血管疾病事件（包括心血管死亡、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其它导致住院的非主要心血管疾病事件以及全因死亡。同时,本研究纳入来自PURE研究其它不同收入水平的1 15,164名参与者进行同期配比分析,以全面了解我国心血管疾病负担情况。2)中国人群常见可改变危险因素心血管疾病与死亡人群归因风险本研究根据既往研究结果、PURE研究采集信息以及公共卫生意义,选择了12种已经证实与心血管疾病存在关联的常见可改变危险因素,包括4种代谢类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腹型肥胖和血脂异常）,4种行为类危险因素（吸烟、饮酒、饮食质量、体力活动水平）、受教育水平、抑郁、握力和家庭空气污染。在基线无心血管疾病史的43,809名参与者中,本研究使用以社区为聚集效应的Cox frailty模型估计常见可改变危险因素与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间的风险比（Hazard ratios,HRs）,基于Eide＆Gefeller提出的平均归因分值方法估计研究纳入的12种可改变危险因素的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归因分值（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s,PAFs）。同时,进一步按照性别、城乡以及东西部经济区域进行分层,在主要亚组人群中探索全因死亡及心血管疾病负担以及可改变危险因素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归因风险存在的差异,并且以PURE研究中其它国家110,333名既往无心血管疾病史的参与者进行同期配比分析。3)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的危险因素人群归因风险估计方法探讨相比较本研究主要分析中应用的Eide＆Gefeller估计多重危险因素人群归因分值的传统方法,基于贝叶斯因果网络的估计方法能够考虑不同危险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研究在PURE-China研究实例中比较这两种方法用于估计人群归因分值的差异。结果1)不同社会经济地区心血管疾病与全因死亡风险本研究纳入来自我国12个省份115个城乡社区的47,262名参与者,平均年龄为51.1±9.6岁,其中58.2%为女性,49.2%来自城市地区,59.6%的参与者来自东部地区。中国人群INTERHEART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评分为9.25±5.23,东部及中部省份危险因素负担显著高于西部省份,但是西部省份的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用药（特别是抗血小板药物、ACEI/ARB、利尿剂、接收降压药治疗及有效控制高血压）显著低于东部省份。经过中位时间达11.9（四分位数间距,9.5-12.6）年的随访,本研究共收集2686例死亡及5873例心血管疾病事件,其中包括4115例主要心血管疾病事件（包括968例心血管死亡、1121例心肌梗死、2875例卒中以及324例心力衰竭）及1758例其它导致住院的非主要心血管疾病事件。我国人群心血管疾病事件发生率为11.90（11.60-12.21）/1000人年,其中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为8.19（7.94-8.44）/1000人年,显著高于PURE研究纳入的其它国家。在不同社会经济地区中,我国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西部省份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最高,东部省份次之,而中部省份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最低。除此之外,心肌梗死、心血管死亡以及全因死亡发生率和心血管疾病发病后一年内病死率均呈现出从东到西按照社会经济水平降低而逐渐递增的趋势。在进一步按照城乡进行分层的分析中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区域的城乡社区间均呈现出农村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与病死率均显著高于城市地区,特别是在西部省份中城乡差距尤为明显。2)中国人群常见可改变危险因素心血管疾病与死亡人群归因风险在基线无心血管疾病的43,809名参与者中,我们发现研究选择的常见的12个可改变危险因素能够解释中国人群59%的主要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代谢类危险因素能够解释41.7%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其中高血压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25.0%）,其它包括受教育程度（10.2%）、高Non-HDL胆固醇（7.8%）以及腹型肥胖（6.9%）均能解释超过5%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在我国人群中,高血压和低受教育水平能够解释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比例显著高于其它国家,且在不同的亚组人群中始终占据首要地位。对于全因死亡而言,研究所选择的12个可改变危险因素能够解释56%的死亡风险,可改变危险因素的重要性按照人群归因分值排列依次为高血压（10.8%）、低受教育程度（10.5%）、低饮食质量（8.3%）、吸烟（7.5%）以及家庭空气污染（6.1%）。与心血管疾病相比,我国人群全因死亡风险与一系列更加广泛的危险因素相关,整体呈现出和低收入国家相似的特征。再进一步的亚组分析中,我们发现城市人群和东部地区死亡归因风险则已经呈现出向高收入国家特征转变的趋势,主要与吸烟及代谢类危险因素相关;但是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死亡风险归因于低受教育水平、家庭空气污染、低饮食质量、低握力的比例更大,呈现出与PURE低收入国家相近的特征。3)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的危险因素人群归因风险估计方法探讨在基于贝叶斯因果网络模型考虑上游因素通过下游因素对终点结局的产生的间接影响后,与仅考虑直接效应的Eide＆Gefeller方法间的绝对偏差均在0.5以内,在危险因素重要次序上两种方法间的排序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研究主要分析的结果较为稳健。结论我国心血管疾病负担重,特别是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由于较低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缺乏相应医疗保健服务的资源覆盖导致其沉重的心血管疾病负担。有效地控制代谢类危险因素与提高受教育水平可能能够减轻我国的心血管疾病负担,而降低全人群范围内的死亡风险则受到高血压、低受教育程度、低饮食质量、吸烟及家庭空气污染一系列更为广泛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人群和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归因风险模式已经逐步转型呈现出类似于高收入国家的特征,疾病风险主要归因于吸烟与代谢类危险因素;而在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则与低收入国家相似,心血管疾病与全因死亡人群归因风险受到低饮食质量、低握力、低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空气污染的影响更加显著。但是,低受教育程度和高血压始终占据我国心血管疾病与全因死亡人群归因分值的首要地位。因此,除了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对高血压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及提高受教育水平（或解决与低教育程度有关的卫生资源匮乏问题）以减轻我国沉重的心血管疾病及全因死亡负担外,我国需要进一步根据不同地区人群特征实施因地制宜的公共卫生健康干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