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前检查技术使人们对生命有了提前的认识,但因医生的过失导致认识错误而产下缺陷儿的也不在少数,由此引发的诉讼本文总结为缺陷儿出生损害赔偿诉讼。结合我国现有判例,不同诉讼中原告的主张的法院的判决各有不同,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这类诉讼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缺陷儿出生损害赔偿中,不当出生(wrongful birth)是父母针对医生提出的,由于医生在产前检查过程中存在过失未能检查出胎儿的缺陷,或者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导致先天缺陷儿出生,致使其丧失终止妊娠机会的诉讼。而以缺陷儿名义提起的此类诉讼被称为不当生命或错误生命(wrongful life)。本文比较了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不当受孕几个概念的区别,将缺陷儿出生损害赔偿诉讼与其他医疗诉讼进行了区分。鉴于缺陷儿出生损害赔偿诉讼在国外的发展和比较法上的意义,文章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和立法做了相应介绍,并进行了简单比较。各国在生命伦理、具体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程度上的区别,导致了各国判决结果的不同。本文分析了缺陷儿出生损害赔偿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不当出生中父母有权基于违约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因为医疗机构没能适当履行其告知义务,造成对父母知情同意权的侵犯而提起侵权诉讼；不当生命中,缺陷儿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不能提起违约之诉,但可以提起侵权之诉,理由是缺陷儿也享有自己健康状况的知情权。确定了请求权基础后,文章研究了损害赔偿的范围。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的最大区别在前者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其他则比较一致。本文认为缺陷儿的特殊治疗、教育和照顾费用,分娩费用,一般抚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都在赔偿范围之列,且不当出生与不当生命的赔偿范围也不应有差别。缺陷儿出生损害赔偿涉及道德、生命伦理和社会公共政策问题,美国法院最初拒绝承认这类诉讼也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文章对堕胎的伦理问题,缺陷儿人格尊严和防御性医疗的问题研究之后,认为承认缺陷儿出生损害赔偿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公共政策方面的障碍,且恰好符合我国的政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