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珍贵的宝藏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朵绚烂的奇葩。自从16世纪以来，很多中外学者致力于把中国古诗译成多国语言。英国汉学家翟理斯英译的中国古诗，被誉为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译诗(Lytton Strachey;许渊冲，2003:50)，而中国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许渊冲英译的中国古诗也被列为中国人翻译的好诗行列(于国华等，2001，(4)，18-21)。本文拟在吉迪恩·图里的翻译规范论和安托瓦纳·贝尔曼的翻译批评论及陌生化诗学的指导下对翟理斯和许渊冲的英译中国古诗从文化层面和诗学层面进行比较，尝试通过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中国古诗的过程中对原文本的不同文化解读和两位译者在翻译中对中国古诗陌生化特征的再现以挖掘影响他们做出翻译选择的不同翻译规范并试图作出解释。两位译者似乎都是打着“以异为异”的旗帜来翻译中国古诗，然而，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两位译者在一定的翻译规范的引导下采取的只是一定程度上尊重中国语言文化的翻译策略，因此他们产生的英译本展现了对“异”的不同保留，变形或移除。翻译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过程和事实，从文化的角度对两位译者的翻译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必要性。回到译作本身，从语言诗学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也是本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中国古诗具有非常独特的陌生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两位译者的翻译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再现，两位译者的处理方法各有千秋。总的来说，笔者试图从语言内和语言外两个方面对两位译者及译作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进行比较研究意不在于比较孰优孰劣，而在于描述语言外两位译者做出翻译选择的可能社会历史文化缘由及语言内两位译者对中国古诗陌生化特征再现的不同表现。语言外的社会文化因素与语言内诗学因素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影响。这两者由译者统一起来，共同决定翻译选择的实行和翻译事实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