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高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现状表明我国亟须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聚合科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认知科学的融合）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前景和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群,能为国家在高科技竞争及社会经济发展中提供强劲动力。研究型大学肩负着引领我国科学发展的重要职责,是超前部署基础研究与前沿高科技研究的主力军。我国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发展的支持政策与资源投入能够在相互影响中共同促进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对我国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发展的支持政策与投入产出状况进行探究,具有实践价值。国内外已有的聚合科技相关研究尚有待聚焦和深化,有关高校聚合科技发展研究多为围绕某种单一技术领域展开,缺乏整合性,少有通过定量分析方法从投入产出维度对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发展状况进行探究。选择14所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对象,从聚合科技整体意义上探究我国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发展的支持政策与投入产出具有理论意义。历史制度主义可以为我国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发展支持政策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将政策作为因变量,依据时间逻辑可将政策划分为“初步形成阶段”“积极探索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三个历史分期。聚合科技发展的支持政策经历多年发展,关注了聚合科技科类结构的完善,推进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启动实施,优化了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建设。我国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支持政策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兼具断裂均衡、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和渐进转型四种范式特征的混合模式,政策、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通过经济效益追求间接或直接地导致了制度的变迁。另一方面,将政策作为自变量,围绕研究型大学的基础职能反思相关制度变迁绩效。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发展的支持政策变迁提升了研究型大学在聚合科技领域的学术生产力,但与科技强国相比,我国聚合科技发展合力亟待形成。进一步地,可以对我国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的投入产出现状和效率进行探究。首先,以14所研究型大学为研究对象,对其聚合科技领域内的科研经费、学科专业、科研平台、基础研究等投入数据进行梳理统计;从投入数量、投入质量两个维度对14所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领域内的产出状况进行分析。其次,综合运用DEA-BCC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分别测度我国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投入产出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通过对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发展的支持政策与投入产出现状及效率的分析,可以发现:（1）在政策层面,我国需要提升对聚合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聚合科技发展合力有待形成;（2）我国已对研究型大学发展聚合科技提供一定的资源支持,而我国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的基础研究整体发展不足,其中基于应用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较低;（3）我国研究型大学已在聚合科技领域取得系列成果产出,尤其是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领域,但各技术领域间融合程度较浅。且从投入产出效率角度来看,我国研究型大学对聚合科技投入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佳,聚合科技产出不足,导致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性贡献还有待提高。基于上述发现,为提升我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聚合科技水平,需要:（1）构建政策共识,形成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发展合力;（2）优化制度供给,引导研究型大学专注聚合科技研究;（3）加大投入力度,强化研究型大学聚合科技的基础研究;（4）改进科研评价体系,提升研究型大学科研的效率与实质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