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徐恭时统计，《红楼梦》共有九百七十五人，其中有姓名称谓的共七百三十二人，无姓名称谓的共二百四十三人。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描写人物的典范之作，其人物命名的巧妙和寓意的深刻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和高超卓绝的语言驾驭能力。正如清人周春在其《阅红楼梦随笔》中言说：“盖此书每于姓氏上着意，作者又长于隐语庾词，各处变换，及其巧妙，不可不知”(孔令彬,2003, p.72)。人名不仅是代表生命个体的专用符号，更是一种文化。在等级观念根深的封建社会，奴仆一般无名无姓，纵使有姓名，也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市井俗称。而在曹雪芹的笔下，《红楼梦》中的丫鬟小子们都有着下等人无法企及的深有文化内涵的雅名：如鸳鸯、琥珀、墨雨、茗烟等。丫鬟作为《红楼梦》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作者赋予她们独特的姓名：或刻画人物性格，或揭示人物身份命运，或表达作品主题，或创造独特的艺术效果等，但是在英译过程中，其文化内涵却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与损伤。本文依奈达的文化翻译理论框架，通过对比杨、霍两英译本在处理丫鬟姓名英译的翻译技巧以及方法策略的不同，试图探究译者在处理丫鬟姓名文化内涵方面的得失以及英译加注的必要性。研究表明，在英译丫鬟姓名翻译过程中，不论是杨宪益夫妇的音译还是霍克斯的意译，任何一种单一的翻译方法都难以完整的再现原语所负载的深层文化内涵。如果译者通过音译加注或者意译加注的翻译方法处理丫鬟姓名，其文化内涵必定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推而广之，这一研究希望能够对其他文学作品中人物姓名的翻译研究有所帮助，而且对翻译文学作品中的其他文化负载词能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