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人口与资源红利的双重优势,中国实现了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快速对接,成为了“世界工厂”,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出口奇迹”。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是贸易大国,但“大而不强”(李坤望等,2014)。中国出口虽然拥有大量的贸易顺差,但是由于中国制造多是通过组装加工完成产品生产的最后一环,中国出口的商品并非全部甚至多数都不是中国创造(Lamy,2010)。这不仅导致了中国出口的真实受益微弱,更是引致了大量的排放转入,致使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了发达国家转移能耗与碳排放的“重灾区”(Peterseta1.,2008;彭水军等,2015)。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外需低迷、资源环境约束的强化与要素成本的上涨,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凸显,改变“大而不强”的困境日益紧迫。对此,尽管已有学者尝试从生产率悖论(李春顶,2010)、增加值贸易(Koopmaneta1.,2012)、加成率陷阱(刘啟仁与黄建忠,2015)与服务化转型(程大中与程卓,2015)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拓展,但却鲜有学者结合区际分工,进行“制造大国”转型升级问题的探讨。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市场规模庞大、国土面积辽阔,区域之间同样拥有鲜明的禀赋结构与发展水平差异。充分利用区域间的禀赋优势进行分工协作,不仅可以延伸中国制造的国内价值链条、推动价值攀升(刘志彪,2009),亦能提升国内资源使用效率、推进中国制造的低碳转型。但不容忽视的是,受制于行政集权与财政分权,国内各区域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张少军,2013)。那么,在大国优势与市场分割并存的情形下,如何才能借助区际分工延伸全球价值链的国内生产环节,有效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为回答该问题,首先需要客观认识不同区域之间的市场整合程度。通过事后反推的测算方法,本文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有效克服了贸易往来中的“虚假统计”,较为客观地揭示了“所见非所得”背景下不同区域、部门的区际分工整合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区际分工扩展于出口链条,基于制造业出口的价值攀升、服务化转型、低碳转型视角,利用克服技术同质性假定的MRIO模型,首次构建了开放情景下区际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影响的量化框架,重点分析了区际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渠道,补充和丰富了人们对区际分工和中国制造业出口转型的认识。在组织结构上,本文一共有7章。第1章是绪论,第2章是文献综述,紧接着本文分4章(第3章～第6章)展开主要的研究内容,最后一章(第7章)是研究结果的总结、讨论和政策建议。第3章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采用Novy(2013)的模型测度了区际价值链延伸需要面对的贸易成本。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不同于已有研究,本文发现随着入世之后的外需倒逼,无论是在总体、区域还是行业层面,中国区际贸易成本都在下降。由于传统产值难以追寻价值来源,已有研究的贸易成本上升结论存在高估之嫌。其次,相较于快速下降的对外贸易成本,国内贸易成本下降较为缓慢。这就导致了国内地区在分工过程中更多的涌入了全球市场。再次,与对外贸易成本中制造业最低不同,区际贸易成本中初级产品最低的特征表明,区际市场整合存在低端化发展迹象。最后,进一步地利用双边分解,本文发现由于地理位置、产业同构与政策缺失的多重劣势,东部沿海更多地走向了国际分工。因此,未来的区际市场整合不仅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政府职能转变,更应重视东部沿海与其他地区的分工往来,才能进一步推动区际贸易成本的降低。第4章,测算了区际价值链对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于“出口俘获”理论的预期,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未随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而大幅下降;得益于入世之后区际价值链的延伸,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下降趋势明显放缓;即使进一步考虑区域、部门的差异,这一特点仍然成立;因此,无路是从总体、区域还是部门的视角来看,区际价值链都已成为抑制出口利得快速下降、推动价值攀升的重要工具。进一步的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本文发现相比出口需求,区际关联对区际增加值率变动的影响更为突出;通过与下游地区的关联互动,西北地区与京津地区已经成为推动区际增加值率提升的重要力量,东部沿海则逐渐成为阻碍区际价值链整合的“断点”。因此,过度地指责出口俘获难以改变中国出口的低值事实,进一步地强化内部整合,尤其是东部沿海与其他下游地区的区际关联,才能更好地利用区际价值链推动价值攀升。第5章分析了区际价值链对制造业出口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首先,1997～2007年,区际价值链中的初级产品、制成品与服务投入分别呈现10.43%、-1.07%与-23.76%的变动。由于服务投入不断下滑,区际价值链未能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服务化转型。其次,区际价值链中的服务投入的下降,主要在于东部沿海的分工职能缺位。作为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东部沿海长期供给偏低、需求偏高。因此,背离禀赋优势的区际分工难以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的转型升级。最后,进一步地基于双边嵌入路径分解,本文发现东部沿海的服务投入供给不足仅是分工错位的表象,区域间的市场分割才是导致东部沿海脱离国内市场、过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层原因。因此,降低区际分工壁垒,强化东部沿海对国内服务的供给,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制造的服务化转型升级。第6章分析了区际价值链对制造业出口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区际增加值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波动,区际环境成本呈现先下降后轻微上升的“L”型波动,因此区际价值链的延伸未能推动环境成本的快速下降。进一步利用指数分解分析,本文发现技术关联与价值关联的阶段性波动构成了制造业低碳发展与区际分工背离的主要原因。在入世之前,尽管区际贸易成本较高、价值关联的减排作用难以得到发挥,但受益于沿海地区与下游区域间的技术关联,区际环境成本仍可实现较快的降幅。在入世之后,随着内陆地区的区际分工参与程度提升,价值关联的减排作用得到凸显。不过受制于市场分割下沿海地区的区际分工脱离与内陆地区的生产技术落后,技术关联的增排效应逐步放大、区际环境成本的降幅趋势逐步逆转。因此,进一步的强化国内市场整合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与下游地区的技术关联,才能充分利用区际分工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低碳发展。第7章总结了本文主要的经验研究结果,并根据前文的分析提出一些优化区际分工、加快国内市场整合的政策建议。最后,本章指出了未来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