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达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提出,标志着我国对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重视与相应的举措。自2013年在试点地区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到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放,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仍处于开放初期。党的十九大指出,要以保持环境与经济并行的模式推进可持续发展,这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推动力。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绿色发展效率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能否得到有效提升、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如何等现实问题仍需深入探讨。因此,本文以现实问题为背景,基于经济学理论,实证研究了试点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路径,为提升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带来的环境红利提供经验性证据,为有效推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顺利运行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本文通过带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2003-2019年度全国（不包含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30个省（市、区）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北京、上海、广东等13个省（市、区）绿色发展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吉林等4个省（市、区）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其余黑龙江、辽宁、河北等13个省（市、区）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各个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差异较大,存在区域异质性,这说明我国的绿色发展并不均衡,且缺乏稳定性,未来我国对绿色发展效率呈现下降态势的地区仍需重点关注。其次,为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果,本文基于HCW方法,通过模型合成试点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反事实”结果,并与真实值进行比较,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极大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对前文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再次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分别以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技术创新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中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改善、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三条有效路径来提升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基于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地设置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充分发挥政府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协调作用。第二,政府应大力推动清洁能源的应用,鼓励绿色技术创新,促进高新技术型企业发展。第三,加强区域合作,打破区域划分局限,促进区域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使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同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