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区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对一个地区的已经越来越重要了。新世纪以来,安徽阜阳的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将这个政治经济地位并不显著的城市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与此同时,关于媒体是否“妖魔化”阜阳的争论一直存在于学界和业界当中,存在于媒体和阜阳政府之间。那么,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当中,媒体到底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阜阳,以及阜阳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呈现,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笔者选择了“阜阳毒奶粉”事件、阜阳手足口病疫情和阜阳“白宫事件”这三起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作为分析样本,不仅是因为这三起事件是新世纪以来发生在阜阳轰动全国的重大公共事件,而且是因为突发公共事件对受众形成对一个地区认知的特殊作用。笔者在初期收集研究资料时发现,在常态下,媒体上关于阜阳的报道少之又少,与突发公共事件期间的报道量根本不成比例,再一次印证了“政治经济处于边缘位置的地区,在媒体的报道中必然也处于报道边缘”的结论。而且正面报道和常态报道,引发争论的可能性比较小,往往是负面报道更容易看出该地区的问题和媒体的问题。突发公共事件会在短时间内聚集公众目光,对于一个一直处于公众视野边缘的地区来说,该事件往往会成为受众对该地区形象认知的分水岭。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受众对该事件的认知处于信息真空期,此时进入公众视野的信息更容易被他们接受,会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对该地区认知的“刻板印象”。在笔者的研究中发现,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给一个地区带来的并不总是负面影响,塑造一个地区的负面形象。例如厦门PX事件,最后就形成了一种多赢的局面,塑造了城市的正面形象。因此,笔者以报纸对“阜阳毒奶粉”事件、阜阳手足口病疫情和阜阳“白宫事件”的报道文本为分析对象,以框架理论的视角,及报道文本的框架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具体剖析,阜阳到底以何种形象、何种方式被媒体呈现和建构。　　通过对“框架”概念的界定和分析,笔者在第一章展示了“阜阳毒奶粉事件”中进入媒体报道视野事实到底是哪些,也就是媒体“框限”了哪些内容,选择了哪些内容。然后对进入媒体报道视野的内容,采用“媒介包裹”的分析方法,总结出新闻报道文本不同的诠释框架,重点考察不同诠释框架的流变。笔者通过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最终形成了单一主题的报道框架,也就是“官员腐败”的报道框架。这一强势框架的形成,直接影响了人们认识这件事情中的事件归因和道德判断,单一的主题框架也必然带来单一的解决方法,掩盖了事件其它方面甚至是更重要的内容。在对媒体对阜阳手足口病疫情报道的分析中,笔者发现,报道的热点和分歧点集中在“阜阳政府是否瞒报疫情”和“媒体是否妖魔化阜阳”这两个问题上。对事件报道所采取的不同报道框架,为受众描绘了截然不同的两幅图景。笔者通过对框架类目的建构和分析发现,媒体对同一件事情的报道之所以形成两幅互相冲突的图景,与转型社会中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安徽本地媒体发展的落后一度造成本地媒体话语权的丧失,本地媒体在这一事件的发展中失去了舆论引导和监测环境的作用。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很多媒体更加注重“眼球效应”,导致媒体“公义”和“媚俗”的失衡。在阜阳白宫事件的媒体报道中,笔者选择了《中国青年报》所有的报道文本,进行定量分析,以此来考察一份报纸为何对现实的建构力量如此之大?《中青报》对自己舆论监督者身份的深深认同造成了报道中的某些偏向,也是本章分析的重要结论之一。在论文的最后部分,笔者试图在转型社会的宏观语境下,进一步分析阜阳被媒体如此呈现的深层次社会原因。从转型社会的问题标本到转型社会中的传播再到转型社会中阜阳城市意识形象的觉醒,本文的研究目的不在于为阜阳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出立竿见影的对策,而是希望能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完整的描述阜阳形象传播的现状,研究追寻的是事实本身,并希望在这种追寻中发现问题,在问题的分析中展示传播学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