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文官治政的国度里，作为工笔人物画是如何在文人画观的指导下，走向高峰和分化的。同时通过对三个主要文人工笔画家的画风研究，探寻文人画观与工笔人物画相结合所产生的形制与特色。试图通过对艺术性更强的文人工笔画的规律的探索，对当代工笔重彩画风和淡彩画风的发展作一些有益的启示。 魏晋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和谢赫总结的“六法”为人物画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工笔人物画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一面不断的完善着自身的技法因素一面又和时风相结合朝着意象写实主义的高峰迈进。唐朝、五代所确立的工笔重彩人物画的高峰为后世的工笔重彩人物画的发展确立了典范。一种画风的成熟，往往也是它的尽头，所谓盛极亦衰之始。宋初，山水画、花鸟画的成熟及文人画理论的自觉，促进了工笔重彩人物画的分化。文人李公麟的出现，他挑起历史赋与他的责任，总结和创立了“白描”画风，开创了文人工笔人物画的先河。宋之后，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赵孟頫《调良图》的出现，标志着文人画观与工笔人物画的成功结合，《调》图应视为文人工笔人物画的经典之作。明末清初，陈洪绶“高古奇骇”的画风出现，一扫三百年来人物画创作的“柔靡”风气。老莲以其深厚的文哲修养，不屈的个性，高超的技巧，为工笔人物画同时也是文人工笔人物画的发展树立了又一座丰碑，其影响一直延及今天的画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