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新儒学的形成、发展与新儒家群体对儒学经典文本的诠释存在密切关联。在某种程度上说,两宋经典诠释的过程就是新儒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然而,如若将上述观点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共识,则会忽略甚至错过大量值得深度挖掘的问题。不唯如是,学界目前对两宋经典诠释领域的诸多细节性问题及其与新儒学互动关系的研究不够充分,这决定了相关研究需要对“两宋新儒学是如何在经典诠释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勾画与回答。意欲说明两宋经典诠释的形态、特征及其与新儒学之间的关联,北宋时期(960~1127)就是一个不能绕开的时间段。历史中的北宋隶属两宋的初始阶段,是两宋新儒学整体思想内核与精神气质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段。并且,该阶段思想交锋的激烈程度与观念形态的多样程度令人瞩目。本文以北宋新儒学作为两宋新儒学相关研究的切入点,是时间维度与思想维度两方面共同推动的结果。文章将北宋时期分为庆历年前后与熙宁年前后两个阶段,选取范仲淹、孙复、胡媛、欧阳修与王安石、张载、程颢程颐作为这两个阶段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分别考察上述人物为代表的新儒家群体的经典诠释方法与理论,以及这些诠释方法与理论背后的学理依据,也就是这些新儒学人物所提出的新观念或新概念,并对这些新儒学人物的经典诠释方法与理论的逻辑论证、可行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指出其诠释开展的逻辑结构、论证机制、特质与可能的义理困限。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上述新儒学人物在经典文本诠释过程中呈现出的特质,并分析上述北宋新儒学人物的经典诠释思想在新儒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庆历年前后新儒学人物经典诠释思想及其与新儒学形成的关系如下:范仲淹尚未形成完整的经典诠释思想,“随义而发”的经典诠释方法在经典诠释领域主要体现为对经典诠释方法转变的探索,这种经典诠释思想带来的是新儒学初期的意识的转向与观念的引导;孙复的经典诠释理论表现为“出新意”的形态,其经典诠释理论是以“尊王”的观念诠释经典文本,这种在经典诠释过程中代入自我观念以及这种自我观念所表征的政治意识,标识了新儒学初期的走向;胡瑗的经典诠释思路是“义必理胜”,其经典诠释理论是“以人事言之”的设定来解释经典文本,并由此涉及道德修养领域,因此胡瑗的经典诠释理论表明了新儒学话题的显露。欧阳修的经典诠释基调是“质疑”之前的诠释范式,取而代之的是“人情”的经典诠释概念。作为新的经典诠释概念而提出的“人情”已经跨越了经典诠释领域的界限而成为欧阳修思想中的普遍概念,经典诠释领域中使用的观念、概念与思想领域的新命题显示出逐渐重合的态势,这也使欧阳修的经典诠释思想确定了之后新儒学的开展形态。熙宁年前后新儒学人物经典诠释思想及其与新儒学发展的关系如下:“一道德”与“道德性命”的强调凸显了王安石经典诠释思想的转向,对“义理”的追求是其经典诠释思想的主旨,王安石以形上道理与抽象性论所构成的“义理”诠释内容是对两宋新儒学义理基调的奠定。张载在寻找义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推考”与“精思”成为其经典诠释思想的风格,其“心解”的经典诠释方法既表征了一种新诠释样态的萌发与兴盛,也为新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证明,由此涉及的心性学说与修养工夫的思路对其后新儒学存在拓展论域的作用。程颢与程颐“明理”的经典诠释诉求则更为清晰,为了实现这一诠释诉求,二程引入“自得”的经典诠释理论,这种经典诠释理论不仅预示两宋新儒学独立成为一个有效并有说服力的思想系统的趋势,同时也使二程“天理”或“理”的哲学概念合法化,这是新儒学在理论上推进的表现。基于上述讨论成果,本文就孙复《春秋》诠释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及其评价、“不言性”是否可以代表欧阳修对性情问题的看法、“穿凿”是否是王安石经典诠释的旨归等问题对北宋新儒学人物经典诠释思想中的若干问题给予进一步讨论,继而展开有关思考:一是借助对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行为的内在机制的考察,说明构成某种经典诠释范式或形态有效性的必要因素。二是通过对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中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讨论,指出以价值取向为主导的诠释形式存在有效范围及其方法论启示。三是从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形态入手,分析北宋经典诠释思想的演变是一个从“文本的诠释”转型为“观念的诠释”、再渐化为“思想的诠释”的过程,并以此推进“儒学如何形成当代哲学新形态”等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