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七君子”事件为研究对象，所谓“七君子”事件主要是指国民政府当局以“危害民国罪”，于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人，随后移解苏州，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该事件自1936年11月爆发至1939年2月正式撤回起诉书，历时两年零三个月。　　文章从媒介视野出发去重新审视“七君子”事件。文章主体以四章的篇幅展开对“七君子”事件的研究。第一章是对“七君子”事件的背景介绍。本章内容的介绍避免了传统“背景介绍”的窠臼。通过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家国情怀、“七君子”被捕前的报业实践、“新生事件”对“七君子”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展开本章的内容。其中知识分子共同体身上所具备的可称之为“底色”的品质是统摄本文的另外一条线索。本章第一节之所以考察作为知识分子共同体的“七君子”，主要是因为“七君子”各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摸索民族救亡的方法。他们并没有因为各自政治主张上的差异“孤军奋战”，而是为了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标，团结一致，积极对外，这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所具备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等称之为“底色”的品质一脉相承。而真正让“七君子”以共同体身份面对国民政府逮捕遭遇的正是由于七人早期的报业实践。七人早期的报业实践虽然也存在着差异，但通过梳理七人早期的报业经历，不难发现，七人早期的报业实践都是在寻找国家振兴的方法。直到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七人以救国会为依托，继续为了抗日救亡的目标，发表共纾国难的看法。“新生事件”爆发后，“七君子”一度为杜重远被捕奔走呼号，他们也不断受到来自国民政府的恐吓与威胁。他们始终不变的是，以国家危亡为己任。而其中一条线索则是媒介视野下的“七君子”事件从呈现到参与的过程。　　第二章对“七君子”事件做概括性的呈现。因为关涉“七君子”事件的片段是多样的，通过梳理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七君子”从被捕到获释这一头一尾的呈现，能够使人对“七君子”事件有概括性的认识。“七君子”被捕之初，由于国民政府对消息的封锁，因此在夹缝中突围的“七君子”被捕消息显得尤为难得。而从最早披露的几家报纸《立报》、《华美晚报》、《申报》的报道分析看，媒介对七人被捕消息的报道更多的是向公众告知七人被捕的事实。随后引发公众对“七君子”的关注，尤其对七人所获罪名的关心，通过报刊报道及公布的冯玉祥致蒋介石的密电等资料让“七君子”被捕的真相“不胫而走”。第三节“七君子”历经艰险最终出狱的斗争的胜利，通过媒介图文并茂的呈现，再一次佐证了七人“爱国无罪”的事实。媒介对“七君子”事件的呈现，反应了媒介在“七君子”事件中扮演“讲述者”的角色。　　第三章主要从媒介对“七君子”事件的舆论动员的角度去展开论述。本节主要通过分析媒介在“七君子”事件中舆论动员的两个策略:事实呈现和情感动员来展开。其中，事实呈现部分，主要选取《申报》对“七君子”事件的报道，来考察这家区别于《中央日报》与《救亡情报》的“第三方平台”是如何表达对“七君子”的态度的。研究发现，从1936年11月23日-1937年8月5日，《申报》共发表关于“七君子”事件的报道56篇。而通过不同报道体裁的组合、报道时间上的侧重，如对“七君子”在1937年6月11日和6月25日两次庭审的持续关注，其中，从6月8日-15日，八天连载《沈钧儒等答辩书》，可以看出《申报》在引导公众关注“七君子”事件的走向，隐晦的表达营救“七君子”的意向。而情感动员部分，笔者则分两节进行讨论。第二节从法律、政治、人情这三个方面来展示媒介在进行“七君子”事件的舆论动员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第三节主要是由“七君子”事件生发的媒介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情感动员。无论是事实呈现还是情感动员，都可以看出媒介对“七君子”事件进行舆论动员时发挥的“引导者”的作用。通过分析文本还可以发现，国民政府五届三中全会宣言的发布，让媒介在报道“七君子”事件时，更加善于利用三中全会的“东风”，不断调整报道策略，进行“七君子”事件的舆论动员。可见，媒介在对“七君子”事件进行舆论引导时，在把握报道策略的基础上，还善于“顺势而为”。　　第四章在媒介发挥其“讲述者”、“引导者”作用的基础上，作为“公共平台”的媒介为不同主体参与营救“七君子”提供表达空间。这些不同主体有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张学良、普通民众。不同主体对“七君子”事件的关注热情和参与活动呈现出明显差异。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从“七君子”被捕到“七君子”释放，一直善于利用媒介营造救援“七君子”的氛围。中国共产党也积极通过媒介发出解救“七君子”的呼吁。民众除了进行罢课、请愿、游行等活动外，也善于利用报刊等媒介为营救“七君子”造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