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之时,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在文化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实现本土化而不至于被西方文化霸权推入西化的单一化文化轨道?对这一关系中国文化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根本性问题的思考,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主要目的。本文通过研究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力图为中国高等教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定位及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重构提供一个成功的范本。文化选择从本质上说是伴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运动及旧有文化与新文化的矛盾运动等文化流动所必然产生的一种文化调节和适应机制。在大学教育中,文化的传递、文化批判与创造都是建立在文化选择的基础上。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既是大学自身文化活动及大学文化功能的产物,又是当时社会现实中文化冲突与文化趋向的折射。自1927—1937年,中国文化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往“非西即中”的二元对立的文化选择观转变为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的吸收西方文化、整合中西文化的文化会通观。“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进一步加深了民族危机,也进一步强化了民族意识。民族危机强化了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肯定,同时也增强了他们改造民族文化的危机感与紧迫感。知识分子力图通过教育来维系民族文化血脉的意识日渐强烈。西南联大的主导文化观就集中体现了这种变化: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会通古今、中西文化的文化选择观; 以文化救国、复兴民族的文化使命感; 民主、自由与正义的价值观。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就是在这种文化观的主导下展开的。制约大学文化选择的主要因素是文化传统、社会现实与选择主体。文化选择总是在传统、现实与选择主体三者的互动关系中进行的。论文分别从学校价值观、教育思想、教学科研和学生社团活动几个方面分析了西南联大文化选择过程中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及文化选择主体的文化观、价值观对联大文化选择的影响和联大文化选择的内容及过程。西南联大积极继承中国教育传统特别注重对受教育者人格培养的思想和儒家的社会本位价值观,形成了以人格培养为教育目的的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论和社会本位价值观。而民族危机的社会现实则一方面明确和强化了他们以维系民族文化血脉、培育民族精神、复兴民族为目的的文化救亡使命及“刚毅坚卓”、“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是催生了以民族文化为主体重建中国文化的思想。基于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传扬与创造来振兴民族的文化救国思想,联大教授们积极通过其文化活动来培育国民的民族意识,传承、创造民族文化。可以说,这种以文化救国的民族主义文化使命感是联大师生在抗战八年中从事教学科研活动的主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