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内忧外患不断,天灾人祸频发,乡村社会破败不堪,民不聊生。一群怀揣爱国情怀的教育家,寄希望于教育救国的路线,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实现社会的改造,进而推动国家的发展。和城市相比,发展落后的乡村在当时成为一个常被忽略的地方,乡村教育自然而然也受到冷落。然而作为典型的农业国,乡村的发展决定了国家的发展,乡村教育的发展又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解决乡村教育问题对于推动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于是一群爱国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教育团体的帮助下,纷纷走进并扎根乡村社会,开启了艰辛的乡村教育改革之路。当乡村教育改革由个体行为演变为群体行为后,最终形成了中国乡村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改革运动。作为乡村教育改革者,他们有些从乡村师范教育改革入手着力培养乡村教师,有些从识字教育入手开展普及教育以减少文盲,有些从社会组织的变革入手期望重构乡村社会结构,于是形成了多样化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区。但无论出发点有何差异,他们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推动乡村教育改革,进而推动乡村社会改造与建设。本文选取陶行知、晏阳初和梁漱溟三位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改革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审视他们从事乡村教育改革时表现出的教育思维,形成对民国乡村教育改革者如何思考教育改革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文章首先从民国时期国家、乡村社会以及乡村教育三个不同层面的状况分析入手,明确乡村教育改革者从事乡村教育改革的背景。接下来分别通过对他们思想文本的分析,归纳出他们从事乡村教育改革时所表现出的共性教育思维,进一步考察在教育思维指导下三位教育改革者乡村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活动,指出乡村教育改革对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最后为当今乡村教育改革提供经验,实现历史经验的当代价值阐述。三位教育改革者从事乡村教育改革时呈现出的共性教育思维包括客观性思维、一体化思维、系统性思维、战略思维和通变思维五种。在客观性思维指导下乡村教育改革者立足乡村社会实际,不盲目袭古仿欧,从乡村社会的需要出发改革乡村教育,以培养适合乡村社会改造和建设需要的人才为出发点和归宿。在一体化思维指导下,乡村教育改革者勇于打破既有的壁垒,实现学校与社会,学人与农人的有机结合。在系统性思维指导下,乡村教育改革打破就教育谈教育的狭窄视野,建构系统化的乡村教育体系,推动乡村多种形式教育合力发展,进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更好地践行“大教育观”的理念。在战略思维指导下,乡村教育改革者以解决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为方向,整体谋划乡村教育改革计划,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展开实施。在通变思维指导下,乡村教育改革者灵活变通,根据乡村社会情形的变化随时调整工作,真正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在科学的教育思维的指导下,教育改革者的乡村教育改革有序推进,改变了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的面貌,加速了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对乡村教育来说,改革显著地减少了乡村地区文盲的数量;有效培养了乡村建设所需的“无贝之才”,奠定了乡村发展的人才基础;打破了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的隔阂,有力地推动了乡村多种教育形式的融合发展。对乡村社会来说,引发了乡村社会改造与建设的高潮,开启了知识分子“到乡村去”,联合乡村民众改造乡村社会的新模式;丰富了乡村社会与城市合作的形式与内涵,实现城市反哺乡村;推动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与全面发展,全方位改善了广大乡村民众的生活。时至今日,乡村教育发展面临的环境和发展程度与民国时期相比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不能否认的是当今乡村教育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全面复古或全盘西化,教育改革城市化导向,乡村教育结构不合理,不同形态教育发展不平衡,盲目跨越式发展以及改革“一刀切”等与民国时期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总结民国乡村教育改革经验,实现民国乡村教育改革经验的当代价值阐述,为当今乡村教育改革提供借鉴,推动新时期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更好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