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阶段。为实现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顺利转型,当前亟需加快建成一个制度完善、定价合理的直接融资市场。作为企业重要直接融资渠道的债券市场在体量上迅速发展,其产品体系不断多样化,市场体系也更加多层次。但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还不成熟,与发达经济体资本市场还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风险发生后的化解和处置能力有待加强。2014年的“11超日债”违约事件标志着我国债券市场打破刚性兑付的开端,监管层开始允许债券违约风险有序释放。2018年金融市场积累的信用风险集中爆发,让债券的违约风险被市场重新认识与定价。而当前违约债券处置的配套制度还有待完善,在此阶段我国金融市场对风险的定价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债券信用利差通常被视为信用风险的价格,是企业债券收益率超过无风险利率的部分,它反映了债券投资者对持有债券而承担的风险补偿,其最直接补偿的是因债券违约而导致的信用损失。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是:在我国债券违约事件逐渐增多且趋于常态化的背景下,理论上用来衡量违约风险大小的债券信用利差在多大比例上能被我国债券市场的违约风险解释。这一问题也长期受到国内外学着关注,但受限于数据和方法,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和丰富。本文重点研究作为众多风险补偿之一的违约风险补偿,对市场总风险溢价——债券信用利差——的贡献大小,为违约风险定价提供一些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学者、投资者及监管机构更全面地了解违约风险定价现状,这对于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配套制度建设和保护市场参与者利益至关重要,是我国违约风险市场化定价的重要基础。本文以违约风险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总体、水平、波动贡献比率为研究对象,以横向评级结构与纵向时间趋势两个研究方向,试图探究我国违约风险对不同信用评级债券信用利差的解释度。首先,总体贡献比率是从历史实际违约统计数据的角度来分析违约风险的影响程度,可以反映时间纵向市场整体特点变化,而评级层次结构可以反映出风险被低估的情况。其次,水平贡献比率分析在经济基本面发生结构性变化背景下违约风险对信用利差影响程度,可以反映出不同时间区制的影响力差异,以及受到违约风险冲击时区的投资者风险偏好。最后,波动维度从长期时变数据中来确定其对信用利差波动的贡献权重,体现出各评级债券对预期信用损失和预期超额收益表的非线性影响。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理论与实证分析为主,并使用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本文遵循“现状特点—文献梳理—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机制探究—政策建议”的思路,对我国债券违约风险定价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本文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方法、相关文献分析以及选题的理论基础。然后从三个角度进行了一系列实证检验,主要分析各评级债券的违约风险大小及其对债券信用利差水平值与波动数据的解释度,并且考虑在时间区制（发生结构性变化）、各评级债券特性（投资者的信用风险偏好导致影响因素的边际贡献）不同时,违约风险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非线性影响。除导论外,本文共有五章的内容。导论是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第一章是介绍债券信用利差中违约风险定价的理论背景,是以违约风险溢价理论和信息不完全理论作为违约风险影响债券信用利差的理论基础,然后介绍我国债券违约的制度现实背景以及发展历程。第二章基于我国总体违约风险水平,探究市场违约预期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进而考察我国当前违约风险定价的特点。研究发现:（1）使用三种学界、业界权威的方法对我国2014年～2019年违约风险测度后发现,预期违约损失在高评级债券信用利差定价的影响权重非常小,且显著低于其在低等级债券中的贡献率。（2）从时间纵向看,总体上各评级债券利差对实际违约风险评估给出了越来越高的权重,因此我国违约风险预期正逐渐反映到市场定价中。（3）对于债券违约风险定价的情况,具有成熟金融市场的发达国家经济体比我国更市场化。（4）我国结构模型利差数据中低评级组违约风险的理论值债券实际信用利差与几乎一致,但高评级债券组的理论违约利差在债券的实际信用利差当中的权重只有约50%,说明理论模型也与历史违约率获得的结论相同:高等级债券的信用风险被显著低估;而低等级债券的违约风险被较充分反映到债券价格当中。第三章在风险溢价理论以及违约风险水平度量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违约风险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结构性变化,通过两个区制变化下进行横向评级与纵向时间区制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1）在模型控制住宏观因素和期限套利因素后,当市场遇到违约风险冲击,投资者出于避险需求会从评级A以下债券向信用质量更高的高等级债券转移。市场上资金偏向更安全债券,推高其价格,致使债券内部收益率下降。而这部分下降充分抵补了债券因信用风险溢价导致的利差上升,于是高等级债券利差在违约风险冲击下的上升幅度小于低等级债券。（2）违约风险对高等级（AA评级以上）债券利差的影响显著小于市场平均水平,且并非所有时间区制内的影响都显著。经济增速下降并不降低高等级债券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反而套利融资成本只对高等级利差影响显著;而低等级债券利差会普遍高估当前的违约风险,且随经济增速下行而抬升,展现出逆周期性。（3）评级分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债券市场违约风险在高等级债券组显著被低估了,且并非所有区制内的影响都显著。低等级债券组受到违约压力的影响超过了市场平均水平。第四章从波动的维度考察违约风险与其溢价部分对信用利差波动的贡献率并分析了它们与各评级债券之间的动态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一阶VAR模型显示当期超额收益越小,信用利差越大,下期超额收益就会越高。（2）长期动态VAR模型显示投资者对债券的预期信用违约风险对信用利差产生正向影响且贡献随评级下降而递增,投资者对债券的预期超额收益总体上对信用利差有正向影响但其贡献随评级下降而递减。（3）投资者的信用损失预期和超额收益预期一起贡献了75%的信用利差的变动,剩下的25%对应违约与非违约因素的相互作用部分。第五章基于前三章实证结果,通过分析现实原因,探究何因素阻碍了违约风险在债券价格中的定价。其中包括政府隐性担保、市场对债项评级的偏好以及违约处置配套设施等。总之,本文的结论可以加深对违约风险定价的认识,比如在违约风险冲击下,我国高等级债券信用利差的上升幅度小于低等级债券,表明违约风险在高等级债券组显著被低估了,证明了我国违约风险定价存在结构性差异。为了更好使市场在风险定价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完善违约风险处置机制,通畅风险市场化处置途径,引导市场形成合理预期。同时,改革我国债券评级机构激励,从源头上解决信用评级失真问题。通过风险评级与处置改革双管齐下,能更好改善市债券场信息环境,让资本得到更高效的配置,纠正投资者对高风险债券的偏好,从而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打破“信用收缩-违约”的负向反馈。最终让资产价格更真实地反映经济基本面信息,进而减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推进中国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现资本带动实体经济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