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至19世纪的这200余年,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时期,实行锁国的对外政策。唐船风说书是日本在这一时期了解世界的信息源之一。“唐船”即为中国方面驶向日本的贸易船,“风说”意为“传言、传闻”,故“唐船风说书”即为“由唐船带入日本的传闻”。负责从事唐船风说书的采集、翻译、整理、上报的幕府官方公职人员称为唐通事。保存至今的唐船风说书大都被收录进一部名为《华夷变态》的史料集中。　　 本文主要详解了唐船风说书的诸要素,包括时代背景、时间、地点、人物、形成、内容等六个方面,对以往先行研究进行梳理,并加以补充考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唐船风说书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的过程,最后总结了“唐船风说书制度”萌芽、发展成熟、衰落、再次兴盛和最后消亡等阶段及其特点。　　 本文共分六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将唐船风说书的先行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并对中、日学界的研究成果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提出本文探讨的问题。　　 第二部分在介绍了中日两国的海洋政策之后,提出唐船风说书可视为因海洋政策而产生并逐渐形成的一种外交制度。　　 第三部分首先列举了先行研究中关于“唐船风说书”的数十种不同定义,然后分五个方面分析了《华夷变态》中收录的一般意义上的唐船风说书的组成要素。　　 在第四部分中,将一般意义上的唐船风说书的外延进行了扩展,认为唐船风说书的范围包括还很多并非以《华夷变态》中所见的样式存在的文字或非文字类的唐船带入日本的信息。本文中称为“其他形式的唐船风说书”。　　 第五部分关注了唐船风说书制度和日本开国的关系。通过考察梳理出唐船风说书制度的发展衰落过程,并指出这一过程是与日本开国的过程紧密关联的。幕末时期的唐船风说书给日本带去的关于中英鸦片战争的情报在日本国内引起了“锁国”和“开国”的激烈争论。　　 第六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将唐船风说书制度置于整个世界背景中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西力东渐的时代,正是因为海外信息收集形成了严密的制度,日本才会在锁国状态下及时了解世界局势变化,最终选择了不同于中国的、主动打开国门的道路。　　 本文主要采取的是对比研究的方法,利用了大量的中国和日本学界的先行研究成果,期望在对“唐船风说书”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阶段性功能和特征,以及意义等方面进行准确、全面的定义。希望通过研究能够脉络清晰地展现唐船风说书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及消亡的过程,并将其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两国在近代历史变革的浪潮中转型的若干侧面、中日贸易往来等加以结合,为日后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贸易史、明清史、日本近代史、甚至东北亚贸易史研究中利用“唐船风说书”时,提供较为精确的阶段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