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动态响应机制模型,从微观主体考察企业失责行为的金融财务效应,能够反映经济关系的内在特征与个体行为的经济影响。产品质量、环境污染、权利寻租以及存货行为作为企业失责行为的典型,需我们基于计量经济学理论,刻画其财务效应并检验其结论的稳健性。就其稳健性检验而言,目前对Blinder-Oaxaca分解研究主要集中在线性/非线性静态面板模型。本文将交互效应、动态项引入非线性静态面板模型,综合动态效应模型的GMM估计与主成分因子分析的迭代,获得交互效应、非线性动态面板模型的有效估计量,并对其Blinder-Oaxaca分解进行仿真。结果显示：交互效应、非线性动态面板模型的Blinder-Oaxaca分解能有效的拟合出不同群组均值收益差异,禀赋效应与歧视效应的整体仿真相对误差仅为0.07%。Blinder-Oaxaca分解具有良好的相对估计精度和有限样本性质。就居民的选择性反应而言,居民反应是企业能否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决定因素。本文根据企业失责行为曝光后的市场表现,分析居民的反应特征和市场监督效应。实证结果与反事实对比仿真实验均显示,居民对企业不同类型失责行为的反应具有选择性。对于利害关系直接并且权责明晰的产品质量和安全事故问题,居民反应强烈。对社会危害较大但负外部性较强的环境污染问题,居民反应淡漠。而且,居民的选择性反应使企业可以借助资金实力或市场地位改善其收益,进一步弱化社会监督效应。所以,市场对环境污染没有约束力,环境保护只能依赖于政府管制。此外,对问题产品而言,媒体监督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和非线性效应,不同企业风险偏好机制间的阈值所有者权益占比为40.69%。高风险偏好机制下,媒体监督的成本效应约为低风险偏好机制的2倍。曝光前后,流动性冲击皆加剧企业经营成本,但曝光后,流动性风险存在溢价效应。因此,失责行为企业股权结构改革和重配应注重流动性风险及其冲击的影响。就权利寻租视角而言,“权利寻租”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本文基于企业管理成本对控股主体、市场地位和经济环境等的动态响应机制,测度行政垄断和权利寻租引致的国有企业效率损失。实证分析结果和反事实对比仿真实验均表明：政治庇佑显著增加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成本,其管理效率约为民营控股企业的1/3。国有控股和集体控股企业的管理成本均具有刚性特征,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敏感；民营控股企业对经济环境的反应灵敏度是国有企业的5.5倍。市场垄断有助于降低民营控股企业的管理成本,却显著增加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成本。对企业外部市场环境的测度结果显示,2008年之后市场总体状况震荡向坏。所以,向民间资本开放国有经济核心垄断领域,在股权配置中发挥市场作用,是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有效途径。就宏观效应而言,企业经营者行为影响企业存货调整策略,而准确识别存货调整对通胀机制转换的响应机制是企业有效管理存货的前提。本文基于企业统计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通胀周期不同阶段,企业存货调整的具体特征。实证结果与反事实对比仿真实验均表明：主导企业存货策略性调整的是通胀预期而不是实际通胀水平。与社会的经验判定不同,企业存货调整对通胀表现出逆周期特征,平抑而非加剧物价总水平的波动。低通胀阶段,通胀预期的收益效应强于存货调整的成本效应,货币调控无效；高通胀阶段,通胀预期弱化,成本效应凸显,货币调控才有效。两种机制的阈值通胀率约为3.4%,将通胀调控的上限定为3.5%与企业市场行为特征是一致的。各行业存货行为对通胀波动、货币调控的灵敏度有显著差异,相对通胀波动而言,纺织服装业、农林牧业率先调整其存货,而房地产业存货调整具有刚性特征,对通胀波动不敏感；相对货币调控而言,房地产、批发零售、机械设备较为敏感,最不敏感的是食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