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对2018年度大连市甘井子区幼儿园儿童生长发育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以问卷调查的方式筛查出超重及肥胖儿童,了解当地学龄前儿童超重及肥胖的发病率,掌握儿童家长对肥胖的认知程度,最终目的是分析导致大连地区儿童肥胖的因素,明确最适宜减少该地区学龄前肥胖儿童的方法,为进一步做好学龄前儿童单纯性肥胖的预防和纠正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方法:采取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采用横断面的研究方法,并使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大连市某区,抽取12所托幼机构3～5岁学龄前儿童,为其分发调查问卷。通过自制的家长自填式问卷《学龄前儿童健康发育调查》收集数据,并按相关标准进行分类。问卷包括儿童的年龄、性别、居住地(市区/非市区)、儿童身高及体重、是否双胎以及父母年龄、父母体重,出生方式(顺产/剖腹产)、儿童不喜欢吃何种食物、儿童饮食运动及日常生活情况等信息。以2006年WHO颁布的《儿童体重身高标准表》作为肥胖判断标准,且排除病理性肥胖。对调查问卷统一回收后,组织进行资料汇总。采用的方式为Epi Data 3.1数据双录入,使用专用统计软件SPSS 23.0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后对调查情况组织描述性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的方法实施单因素分析并且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1.经分析,参与调查的749名学龄前儿童中,有男童386(51.5%)名;女童363(48.5%)名。年龄段为3～5岁,平均年龄为4岁。共检出58名肥胖儿童,肥胖检出率为7.4%。超重检出率为14.8%。男孩肥胖率为11.4%,女孩肥胖率为3.9%。3～5岁各年龄段的肥胖率分别为8.56%、7.09%、7.72%。超重人数中,有男孩63人,女孩48人,男孩的超重率为16.3%,女孩的超重率为13.2%。2.单因素分析:(1)学龄前儿童一般人口学特征:儿童肥胖与性别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儿童年龄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父母方面因素:学龄前儿童肥胖与父母学历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父亲的职业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母亲的职业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出生情况:学龄前儿童肥胖与喂养方式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出生体重、出生孕周以及添加第一种辅食种类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家庭情况:学龄前儿童肥胖与母亲孕期营养、孕期增重、家庭月收入以及主要看护人均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孩子饮食及日常行为情况:学龄前儿童肥胖与不爱吃谷类及其制品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是否挑食、是否爱吃肉类和甜食,加餐种类以及是否喜欢吃洋快餐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分类资料作为协变量纳入回归模型,通过二分类Logistic后退法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儿童性别、父亲学历、父亲职业、不爱吃谷类食物与学龄前儿童肥胖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童(P<0.01,OR=3.294,95%CI[1.750,6.202])更容易发生肥胖;父亲学历低的儿童越容易发生肥胖,父亲学历为大学本科以上的儿童发生肥胖率是父亲学历初中及以下的0.276倍(P<0.01,OR=0.276,95%CI[0.115,0.664]);父亲职业为商业、服务人员(P=0.030,OR=0.354,95%CI[0.139,0.903]),企业职员及工人(P<0.01,OR=0.331,95%CI[0.146,0.747])和其他职业(P=0.026,OR=0.164,95%CI[0.033,0.802])的儿童相比于父亲职业为公务人员的儿童发生肥胖率较低;不爱吃谷类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肥胖(P<0.01,OR=2.622,95%CI[1.332,5.160])。结论:1.大连市甘井子区3～5岁儿童单纯肥胖症检出率高于全国综合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威胁该地区儿童健康。2.3～5岁学龄前儿童肥胖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同性别儿童的年龄差异:男童肥胖率明显高于女童,男童肥胖率在学龄前期逐年递增,而女童肥胖率逐年递减。母乳喂养是学龄前儿童单纯性肥胖的保护因素。3.学龄前儿童肥胖与父母的BMI指数及出生体重无必然联系,但与父亲学历以及父亲的职业有关联:父亲学历越低的儿童发生肥胖的可能性较高;父亲职业为公务人员的儿童比父亲为其他职业的儿童肥胖发生率高。4.儿童不喜欢吃谷类是导致儿童肥胖发生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