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治协同发展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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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学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一门研究开放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规律的横断科学,揭示了协同发展的基本原理。协同发展是指复杂系统的各子系统或各要素相互协作、相互促进实现共赢,而系统整体也得到优化和提高的发展。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表明我国是由56个民族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其发展遵循和服从协同发展的基本规律。
  现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发展事关民族团结和国家政治统一,事关国家凝聚力的发展。近代以来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发展历史表明,少数民族历来都是把争取民族集体政治权利放在民族发展的头等重要位置,但其目的和趋势并不是民族“自治”,而是民族政治协同发展。民族政治协同发展是现代民族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核心是各民族平等享有国家政治权力。民族政治协同发展遵循国家统一原则、民族多样性原则、民族平等原则和民族协商合作原则。也就是说,民族政治协同发展既坚决维护国家政治统一,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还坚持各民族按共同制定的规则参与国家事务和本民族公共事务的管理、协商解决民族问题。因此,民族政治协同发展能有效化解民族矛盾和化解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凝聚力之间的张力,是提升国家凝聚力的有效民族政治发展方式。
  民族政治协同发展有着丰厚的理论基础,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政治协同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政治协同发展思想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然后经列宁和斯大林发展,再到毛泽东思想开启中国化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实现升华。马克思主义民族政治协同发展思想的主要观点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各民族一律平等,都有民族集体政治权利;国家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尊重和维护少数民族权利;倡导民族团结合作;主张用协商方式解决民族问题。
  中华民凝聚力从民族构成来看就是中华56个民族凝聚力之合力。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凝聚力之所以强劲有力,这与中华民族特色的民族政治发展尤其是民族政治协同发展不无关系。中国民族政治协同发展在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古代中国“整体性”政治地理条件、“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集权制”政治制度传统等民族政治协同发展有助于古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使中华民族凝聚力进入空前疲弱时期,但又很快地在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中被唤醒和重新聚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基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制度与民族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为现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民族政治前提与民族制度基础。
  民族问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民族政治协同发展是对民族问题的回应。近年来,我国处于社会深度转型时期,民族问题呈现出多发趋势,主要有民族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城市民族问题、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以及极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等。虽然这些民族问题的发生既有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一般原因,也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国情的具体原因,虽然这些民族问题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民族关系和谐的整体面貌,但不可否认这些民族问题给我国民族政治协同发展提出了严重挑战,并从物质基础、政治前提和心理认同等方面影响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行百里者半九十,更需要中华各族儿女勠力同心,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民族政策的源头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特征是民族政治协同发展,因此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要加快民族政治协同发展。在当今时代,加快民族政治协同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推进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发展民族协商是则推进民族问题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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