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业绩承诺制度早期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得到广泛运用,其制定的初衷是缓解信息不对称下的资产定价扭曲问题,保证交易公平、有效进行,以维护并购方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但随着资本市场中并购重组的多元化,业绩承诺的实际运用情况并不乐观。并购双方可能会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利用高业绩承诺为标的公司获得高额交易对价,同时通过市场的积极信号帮助上市公司提升股价,这导致“高业绩承诺”的现象屡见不鲜,而高业绩承诺又为标的企业方的盈余管理行为埋下隐患。相关资料表明,2017年度622家处于业绩承诺期的标的企业中,多达四分之一属于业绩承诺精准完成,且后期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业绩下滑迹象。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承诺方为“拼凑”业绩进行了盈余管理。本文以欢瑞影视借壳星美联合为例,探究公司“精准完成业绩承诺”和“业绩变脸”背后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以期针对我国特殊背景下演化而来的业绩承诺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督、中小股东与债权人的有效投资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建议。本文从业绩承诺、盈余管理、业绩承诺与盈余管理的关联性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文献综述,并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契约理论、道德风险对案例展开具体分析,最后得出以下结论:(1)业绩承诺下的欢瑞影视基于契约动机、资本市场动机、监管动机,加之自身盈利能力不佳,诱发了盈余管理行为;(2)欢瑞影视在借壳上市前后均进行了盈余管理,且在业绩承诺期间更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3)欢瑞影视通过盈余管理勉强完成业绩承诺,但严重恶化了自身财务状况,损害了中小股东及债权人利益,最终不利于欢瑞影视及上市公司的长期经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