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各种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愈加复杂化。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新的社会需求层出不穷,政府治理资源相对匮乏,如人力、机制、资金等都不够充分,不能与日益繁杂的社会事务相匹配,导致大量的违法违规行为处于监管的空白或薄弱地带,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为此,政府从其职能出发,必然要加以严厉打击,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且广大群众和新闻媒介对某一社会问题的集中关注,客观上也要求政府部门必须采取强力措施,在短期内取得治理成效。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出现了集中解决突出问题的“拳头”攻势,即“运动式执法”。运动式执法在当代中国国家社会治理中不断出现,甚至愈演愈烈。尽管很多学者坚决认为这种执法手段缺陷大于优点,并且治标不治本,应该杜绝。但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在社会治理资源严重匮乏和社会事务日益增多的背景下,运动式执法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性,因此应客观地认识和分析这一现象,北京“黑车”整治行动的案例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本文旨在通过运动式执法研究,更好地认识到政策执行的结果与执行方式的关联度,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尚不够深入。在此领域,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如政策执行的“效果”如何界定等。通过对运动式执法的研究,笔者发现政府职能部门问的竞争远多于协作,理论上部门间应通过协作来管理公共事务,但在现实中,政府职能部门间的分工和定位都比较模糊且运作边界不明。本文将运动式执法视为部门间的合作行为,以此透视部门间的合作状态,这种执法方式为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提供了一种实践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