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作为北宋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影响卓著的政治家,司马光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在司马光的历史著作中,全面贯穿着儒家伦理纲常和价值评判。在从政期间,他系统地提出改革政治弊端的主张和措施。熙宁年间,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元祜主政后他又全面废除新法。在司马光去世后的一千年里,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评价出现许多争论。现在我们重新评价其政治立场,梳理其政治哲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同时也对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司马光是在天人关系的宏大背景下,审视人的存在状态以及人性和人的终极追求等问题的。他综合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提出“性善恶混”的观点,将人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统一起来。他还提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在人生理想上追求圣贤境界,把圣人看作是主导社会和历史的决定力量。司马光认为人对群居生活的需要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国家乃是伦理和权力的双重产物。国与家是一种同构的关系,对家庭伦理的重视构成了司马光思想的一个特点,他编撰的家范和家礼著作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光认为君、臣、民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制约和平衡关系,才能维持国家的稳定。君主是政治的核心,臣属协助君主实施统治。他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对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予以高度重视。司马光重视治道,在君主制下探讨治国方略。礼治是根本,维护礼制的威严是君主的要务。德治和礼治互为表里,统治者要有德,才能教化百姓,淳化风俗。他还主张健全法制,认为法制是辅助性、补充性的。司马光反对因循守旧,在熙宁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想法。但他不赞成激烈的变法,而是主张渐进式的因革损益,在肯定宋初体制的前提下进行除弊的工作。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分歧,不是两条根本路线之间的对立,而是儒家阵营内部关于改什么和如何改的争论。司马光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资治通鉴》提供了一个被后世广泛学习和借鉴的政治文本。司马光在君主制的框架内寻求治国之道,将传统政治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他并没有完全解决其固有缺陷,只是做了某些调适修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