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先锋批评”活跃于1985至1989年之间,主要成员有北方的李陀、黄子平、季红真、孟悦等,南方则有吴亮、李劫、程德培、南帆、许子东、殷国明、王晓明和李庆西等人。他们从“文学形式”出发,相继提出“文本体”、“文学语言学”、“人本体”等概念,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核心来反拨之前单一的文学-政治批评与社会学批评模式,力图通过这种具有探索意味的文学批评实践,在自身发掘和建构起独立的主体形象。“先锋批评”从萌芽到确立,包含两个层面的发展：一是关于文学“先锋”观念的树立。即何谓文学的“先锋”性?为什么需要“先锋”?二是“形式批评的建构与阐释”。二者彼此交织、促进,共同激发了八十年代“先锋批评”的产生。在此过程中,“文革”作为反面、潜在的资源,深深卷入了先锋批评的话语建构,后者对“主体意识”敏感与自觉,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文革”压抑的历史反应与本能调整。另外,国家意识形态上对“评论自由”的许可、对所谓“新时期”文学的打造与鼓励,时代对“新”的渴望共鸣,以及以《上海文学》为代表的期刊的支持、“引导”,等等,亦是产生“先锋批评”的重要语境。“先锋批评”者的所有理念及推衍,均建立在简单的内容／形式的二元对立思维上。他们一面给予“文学形式”最高度的重视与强调,不惜曲解、误读文本,另一面由于知识与历史的积习与惯性,他们又不时回到关注“主题”、“社会背景”等旧有的言说轨道。这让“先锋批评”从一开始,其内部就潜伏着分裂和解体的因子。加之批评者对自我身份(包括自身权力与合法地位)的功利性诉求,使得提倡“纯文学”和“去政治化”的“先锋批评”最终丧失了“先锋”的特质,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