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界定夫妻财产约定的性质及在司法实务中的法律适用为主要内容。首先,本文整理了我国对于夫妻财产约定如何定性存在的理论争议与域外的立法情况;其次通过案例分析将相关法条适用于具体的案例中,以期明晰不同情形下不同法条的适用将产生何种不同的法律后果;最后对夫妻财产制度、赠与的性质基于法理展开论述,得出本文的最终结论。第一章主要围绕夫妻财产约定的概念进行基本论述。首先通过五则案例,引出目前国内夫妻财产约定会涉及到的几种主要情形,而后引发对夫妻财产约定的性质和法律适用的讨论。第二章主要论述夫妻财产约定的性质。首先,将夫妻财产约定与赠与合同进行比较。根据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六条的规定,我国夫妻赠与合同与一般的赠与合同没有差别,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但《婚姻法解释(三)》第六条在适用中会发生诸多弊端,首先区别对待全部赠与与部分赠与在一些场合将产生极不公平的后果;其次,仅以是否办理登记作为决定产权得丧的标准有失偏颇,若存在闪婚闪离已变更登记或长期婚姻但未办理登记的情形,对各方当事人均难谓公平;再次该解释理论上重工具理性而轻价值取向的做法有违《婚姻法》之初衷,且有悖于生活惯例。而从赠与行为的动机分析,可得赠与的无偿性是通过赠与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倾斜来交换的,而且给予、接受不动产的夫妻是否确切知道赠与将会导致的法律后果也有待商榷。夫妻给予不动产的动机,恰与赠与动机相反,夫妻财产约定必定至少包含着夫妻追求未来更加稳定持久的共同生活,包含着追求平等法律地位之合致的意思表示,故不宜将夫妻财产约定定性为赠与合同。那么夫妻财产约定是否是夫妻财产制约定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国约定财产制的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体现了对当事人自由意志尊重的发展。世界各国立法例对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模式有选择式和独创式二种,《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了我国的约定财产制,该条规定不仅涵盖了夫妻可选择的所有财产类型,也包括对夫妻财产概括性约定和对特定财产单独约定的情形,可得我国实际采取的是独创式的立法模式。且从实证角度出发,夫妻财产约定蕴含着夫妻综合考量后的合致意思表示,是通过合意对婚姻进行调整的方式,对特定财产的约定亦符合生活的惯例,夫妻财产约定也有助于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第三章基于第二章得出结论,首先对财产法是否应该介入婚姻生活领域进行分析。通过权衡于家庭财产关系下适用财产法的利弊,得出财产法在婚姻家庭领域应该保持谦抑性。之后通过认定同法定财产制一样,约定财产制亦可得直接依据法律规定发生物权变动效力,但再进一步处分需得完成公示手段,否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最后在合同法之赠与规则于婚姻家庭领域是否仍有适用余地的论述中,认为法官可以发挥自由裁量权,综合考虑当事人的婚姻状况确定是否认定为赠与并是否能够行使任意撤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