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70年代，奈格里就开始思考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型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构自主的革命主体来抵抗资本-权力的统治。他深入挖掘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大纲》）中的思想资源，试图通过批判客观主义范式，重构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政治性—主体性话语的中心地位，进而赋予马克思的劳动、劳动力和阶级斗争理论在当今时代的鲜活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奈格里对《大纲》的解读奠定了其政治本体论和政治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并成为审视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武器。奈格里对《大纲》的解读主要以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运动、法国五月风暴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为现实背景，以《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在欧洲知识界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为理论背景。具体而言，意大利工人自主运动实践为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现实土壤；法国五月风暴的失败迫使西方左派立足工人阶级斗争的现实，深入反思激进政治的内在困境，力图超越正统左派的革命实践和政治图景，重新理解马克思；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为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阶级理论以及以共产主义和激进民主为核心的革命政治，提供了新的现实契机；《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在欧洲知识界的复兴从诸多层面造成不同激进思潮的激烈碰撞，从而为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和发展趋势，提供了全新的逻辑支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清理，则成为奈格里共同扬弃的对象。奈格里立足对《大纲》文本群的政治解读，深入揭示了从革命主体之可能性转向现实性的逻辑推进过程。七个笔记本充分展现了贯穿于整个《大纲》的核心脉络，其根本环节表现为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体工人和总体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抗逻辑。从笔记本Ⅰ到笔记本Ⅳ以及笔记本Ⅶ共同阐述了生产领域中的实质内容。奈格里通过对货币、价值、剩余价值、剥削和利润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以阶级对抗之主体性的逻辑，不断深化为革命主体的可能性。围绕笔记本Ⅴ和笔记本Ⅵ中流通领域中的资本流通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等环节，奈格里进一步把剩余价值理论导向立足工人阶级自主性的阶级斗争理论，并通过对社会资本和世界市场的进一步论述，将资本生产过程中的革命主体之可能性，推进为具备充足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的现实性，最终将社会工人界定为新的革命主体性模式。奈格里还紧紧抓住《大纲》的方法论逻辑，揭示其革命主体性根基。通过恢复政治性—主体性的逻辑优先，奈格里对马克思的“资本构成”理论进行反向重构，颠倒了资本和劳动的力量关系，最终确立了立足工人阶级之自主性的“阶级构成”理论。基于此，他进一步阐释了一定的抽象、趋势、实际上真实、创构性原则这四个方法论原则的政治内涵及其主体性根基。一定的抽象呈现了作为主体性意志和智能的科学认识过程，为革命主体的揭示提供了一个批判的元素和斗争的形式。趋势的方法诠释了以主体性为基础的历史动态过程。实际上真实重建了唯物主义和辩证主义的方法论，并将革命主体性逻辑进一步深化。创构性原则则把剩余价值理论的建构问题作为革命理论的中轴，充分描绘了立足主体性替代和集体性对抗的开放空间。总而言之，奈格里通过对《大纲》的政治化解读，立足对《大纲》革命主体性话语的重塑，破除了资本和劳动传统意义上的同源性逻辑，并力图以其政治性和主体性构架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框架，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范式，回归政治的马克思形象。他始终强调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维度，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阶级斗争理论，以建构符合当代时代革命要求的、自主的、积极的政治主体来冲破资本的全面统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从本质上看，他对革命主体性话语的偏执，过分突出历史主体及其意志在历史进程中的绝对地位，相对忽视历史结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对它的根本性制约，使其忽略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矛盾和普遍规律，从而既在历史观上充满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又在逻辑取向上更接近唯意志论的理论传统。